第四讲 清代文学的反动（下）——桐城派古文

    桐城派的统系

    桐城派的思想和桐城义法

    桐城派的演变

    桐城派和新文学运动的关系

    死去的公安派精神的苏醒

    桐城派所激起的反动

    如上次所说，在十八九两世纪的中国，文学方面是八股文与桐城派古文的时代。所以能激动起清末和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运动，桐城派古文也和八股文有相等的力量在内。

    桐城派的首领是方苞和姚鼐，所以称之为桐城派者，是因他们通是安徽桐城县人。关于桐城派的文献可看《方望溪集》和《姚惜抱集》，该派的重要主张和重要文字，通可在这两部书内找到。此外便当可用的还有一本叫做《桐城文派述评》的小书。吴汝纶和严复的文章也可以一看，因为他们是桐城派结尾的人物。另外也还有些人，但并不重要，现在且可不必去看。

    桐城派自己所讲的系统是这样子的：

    从此可以看得出，他们还是承接着唐宋八大家的系统下来的：上承左马，而以唐朝的韩愈为主，将明代的归有光加入，再下来就是方苞。不过在他们和唐宋八大家之间，也有很不相同的地方：唐宋八大家虽主张“文以载道”，但其着重点犹在于古文方面，只不过想将所谓“道”这东西收进文章里去作为内容罢了，所以他们还只是文人。桐城派诸人则不仅是文人，而且也兼作了“道学家”。他们以为韩愈的文章总算可以了，然而他在义理方面的造就却不深；程朱的理学总算可以了，然而他们所做的文章却不好。于是想将这两方面的所长合而为一，因而有“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的志愿。他们以为“文即是道”，二者并不可分离，这样的主张和八股文是很接近的。而且方苞也就是一位很好的八股文作家。

    关于清代学术方面的情形，在前我们曾说到过，大体是成这种形势：

    一，宋学（哲学或玄学）

    三，文学

    （1）明末文学的余波

    （2）骈文（文选派）

    （3）散文（古文，以桐城派为代表。）

    四，制艺

    按道理说，桐城派是应归属于文学中之古文方面的，而他们自己却不以为如此。照他们的说法，应该改为这样的情形：

    他们不自认是文学家，而是集义理，考据，词章三方面之大成的。本来自唐宋八大家主张“文以载道”而后，古文和义理便渐渐离不开，而汉学在清代特占势力，所以他们也自以懂得汉学相标榜。实际上方姚对于考据之学却是所知有限得很。

    他们主张“学行继程朱之后”，并不是处处要和程朱一样，而是以为：只要文章作得好，则“道”也即跟着好起来，这便是学行方面的成功。今人赵震大约也是一位桐城派的文人，在他所编的《方姚文》的序文中，曾将这意思说得很明白，他说：

    “……然则古文之应用何在？曰：‘将以为为学之具，蕲至乎知言知道之君子而已。’人之为学，大率因文以见道，而能文与不能文者，其感觉之敏钝，领会之多寡，盖相去悬绝矣。……”

    另外，曾国藩有一段话也能对这意见加以说明，他在《示直隶学子文》内，论及怎样研究学问，曾说道：

    “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吾之所见证诸古制而不谬；然后求所谓词章者，使吾之所获达诸笔札而不差。……”

    因为曾国藩是一位政治家，觉得单是讲些空洞的道理不够用，所以又添了一种“经济”进去，而主张将四种东西————即义理，考据，词章，经济————打在一起。

    从这两段文字中，当可以看得出他们一贯的主张来，即所作虽为词章，所讲乃是义理。因此他们便是多方面的人而不只是文学家了。

    以上是桐城派在思想方面的主张。

    在文词方面，他们还提出了所谓“桐城义法”。所谓义法，在他们虽看得很重，在我们看来却并不是一种深奥不测的东西，只是一种修词学而已。将他们所说的归并起来，大抵可分为以下两条：

    第一，文章必须“有关圣道”————方苞说：“非阐道翼教，有关人伦风化不苟作。”姚鼐也说过同样的话，以为如“不能发明经义不可轻述”。所以凡是文章必须要“明道义，维风俗”。其实，这也和韩愈等人文以载道的主张一样，并没有更高明的道理在内。

    此外他们所提出的几点，如文章要学左史，要以韩欧为法，都很琐碎而没有条理。比较可作代表的是沈廷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中的一段话：

    “……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录：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

    将其中的意见归纳起来，也可勉强算作他们的义法之一，便是：

    第二，文要雅正。

    另外还有一种莫明其妙的东西，为现在的桐城派文人也说不明白的，是他们主张文章内要有“神理气味，格律声色...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