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历开元事,分明在眼前。
无端盗贼起,忽已岁时迁!
——杜甫
八世纪中叶(755),安禄山造反。当时国中久享太平之福,对于这次大乱,丝毫没有准备。故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不久便蔓延北中国,两京破陷,唐朝的社稷几乎推翻了。后来还是借了外族的兵力,才把这次叛乱平定。然而中央政府的威权终不能完全恢复了,贞观、开元的盛世终不回来了。
这次大乱来的突兀,惊醒了一些人的太平迷梦。有些人仍旧过他们狂醉高歌的生活;有些人还抢着贡谀献媚,作他们的《灵武受命颂》《凤翔出师颂》;但有些人却觉悟了,变严肃了,变认真了,变深沉了。这里面固然有个人性情上的根本不同,不能一概说是时势的影响。但我们看天宝以后的文学新趋势,不能不承认时势的变迁同文学潮流有很密切的关系。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
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
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离乱说。
(杜甫《忆昔》)
时代换了,文学也变了。八世纪下半的文学与八世纪上半截然不同了。最不同之点就是那严肃的态度与深沉的见解。文学不仅是应试与应制的玩意儿了,也不仅是仿作乐府歌词供教坊乐工歌妓的歌唱或贵人公主的娱乐了,也不仅是勉强作壮语或勉强说大话,想象从军的辛苦或神仙的境界了。八世纪下半以后,伟大作家的文学要能表现人生,——不是那想象的人生,是那实在的人生:民间的实在痛苦,社会的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状况,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
向来论唐诗的人都不曾明白这个重要的区别。他们只会笼统地夸说“盛唐”,却不知道开元、天宝的诗人与天宝以后的诗人,有根本上的大不同。开元、天宝是盛世,是太平世;故这个时代的文学只是歌舞升平的文学,内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做作的。八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是个乱离的社会;故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呼号愁苦的文学,是痛定思痛的文学,内容是写实的,意境是真实的。
这个时代已不是乐府歌词的时代了。乐府歌词只是一种训练,一种引诱,一种解放。天宝以后的诗人从这种训练里出来,不再作这种仅仅仿作的文学了。他们要创作文学了, 要创作“新乐府”了,要作新诗表现一个新时代的实在的生活了。
这个时代的创始人与最伟大的代表是杜甫。元结、顾况也都想作新乐府表现时代的苦痛,故都可说是杜甫的同道者。这个风气大开之后,元稹、白居易、张籍、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相继起来,发挥光大这个趋势,八世纪下半与九世纪上半(755——850)的文学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光华灿烂的时期。
故七世纪的文学(初唐)还是儿童时期,王梵志、王绩等人直是以诗为游戏而已。朝廷之上,邸第之中,那些应酬应制的诗,更是下流的玩艺儿,更不足道了。开元、天宝的文学只是少年时期,体裁大解放了,而内容颇浅薄,不过是酒徒与自命为隐逸之士的诗而已。以政治上的长期太平而论,人称为“盛唐”,以文学论,最盛之世其实不在这个时期。天宝末年大乱以后,方才是成人的时期。从杜甫中年以后,到白居易之死(846),其间的诗与散文都走上了写实的大路,由浪漫而回到平实,由天上而回到人间,由华丽而回到平淡,都是成人的表现。
杜甫字子美,襄阳人。他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后、中宗时的一个有名文学家,与李峤、苏味道、崔融为文章四友。杜甫早年家很贫,奔波吴越齐鲁之间。他有《奉赠韦左丞丈》诗,叙他早年的生活云: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
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
致君尧舜上,要使风俗淳。
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
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主上忽见征,欻然欲求伸。
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
(天宝六年,诏征天下士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李林甫主张考试,遂无一人及第。)
天宝九年(750),他献《三大礼赋》。表文中说:
臣生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
其赋中明说三大礼皆将在明年举行,故蔡兴宗作杜甫年谱系此事于天宝九年,因据唐史,三大礼(朝献太清宫,享太庙,祀天地于南郊)皆在十年。蔡谱说他这年三十九岁。以此推知他生于先天元年壬子(712)。
他献赋之后,玄宗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试后授他河西尉,他不愿就。改为右卫率府胄曹。他有诗云:
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
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
……
(《莫相疑行》)
又云:
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
老夫怕奔走,率府且逍遥。
(《官定后戏赠》)
他这时候做的是闲曹小官,同往来的是一班穷诗人如郑虔之类。但他很关心时政,感觉时局不能乐观,屡有讽刺的诗,如《丽人行》《兵车行》等篇。他是个贫苦的诗人,有功名之志,而没有进身的机会。他从那“骑驴三十载”的生活里观察了不少的民生痛苦,从他个人的贫苦的经验里体认出人生的实在状况,故当大乱爆发之先已能见到社会国家的危机了。他在这个时代虽然也纵饮狂歌,但我们在他的醉歌里往往听得悲哀的叹声:
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
这已不是歌颂升平的调子了。到天宝末年(755),他到奉先县去看他的妻子,
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
他在这种惨痛里回想社会国家的危机,忍不住了,遂尽情倾吐出来,成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老老实实地揭穿所谓开元、天宝盛世的黑幕。墨迹未干,而大乱已不可收拾了。
大乱终于来了。那年十二月,洛阳失陷。明年(756)六月,潼关不守,皇帝只好西奔;长安也攻破了。七月,皇太子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杜甫从奉先带了家眷避往鄜州;他自己奔赴新皇帝的行在,途中陷于贼中,到次年夏间始得脱身到凤翔行在。肃宗授他为左拾遗。九月,西京克复;十月,他跟了肃宗回京。他在左拾遗任内,曾营救宰相房琯,几乎得大罪。房琯贬为刺史,杜甫出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在乾元元年(758)。他这一年到过洛阳,次年(759)九节度的联兵溃于相州,郭子仪退守东都,杜甫那时还在河南,作有许多记兵祸的新诗。
这一年(759)的夏天,他还在华州,有《早秋苦热》诗云:
七月六日苦炎蒸,对食暂餐还不能。
……
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
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层冰!
又有《立秋后题》云:
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
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新唐书》云:
关辅饥,〔甫〕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
依上引的《立秋后题》诗看来,似是他被上司罢官,并非他自己弃官去。《旧唐书》不说弃官事,但说:
时关畿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梠。儿女饿殍者数人。
乾元二年立秋后往秦州,冬十月离秦州,十一月到成州,十二月从同谷县出发往剑南,有诗云:
始来兹山中,休驾喜地僻。
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
……
平生懒拙意,偶值栖遁迹。
去住与愿违,仰惭林间翮。
(《发同谷县》)
大概他的南行全是因为生计上的逼迫。
他从秦中迁到剑南,是时裴冕镇成都,为他安顿在成都西郭浣花溪。他有诗云:
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
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
他在成都共六年(760——765),中间经过两次变乱,但却也曾受当局的优待。严武节度剑南时,表杜甫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旧唐书》云:
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甫……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新唐书》记此事说武要杀他,其母奔救得止;又有“冠钩于帘三”的神话,大概皆不可信。)
永泰元年(765),他南下到忠州。大历元年(766),他移居夔州,在夔凡二年。大历三年(768),他因他的兄弟在荆州,故东下出三峡,到江陵,移居公安,又到岳阳;明年(769),他到潭州,又明年(770)到衡州。他死在“衡岳之间,秋冬之交”(据鲁谱),年五十九。
杜甫的诗有三个时期:第一期是大乱以前的诗;第二期是他身在离乱之中的诗;第三期是他老年寄居成都以后的诗。
杜甫在第一时期过的是那“骑驴三十载”的生活,后来献赋得官,终不能救他的贫穷。但他在贫困之中,始终保持一点“诙谐”的风趣。这一点诙谐风趣是生成的,不能勉强的。他的祖父杜审言便是一个爱诙谐的人。《新唐书》说审言病危将死,宋之问、武平一等一班文人去问病,审言说:
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耳!
这样临死时还忍不住要说笑话,便是诙谐的风趣。有了这样风趣的人,贫穷与病都不容易打倒他,压死他。杜甫很像是遗传得他祖父的滑稽风趣,故终身在穷困之中而意兴不衰颓,风味不干瘪。他的诗往往有“打油诗”的趣味:这句话不是诽谤他,正是指出他的特别风格;正如说陶潜出于应璩,并不是毁谤陶潜,只是说他有点诙谐的风趣而已。
杜甫有《今夕行》,原注云“自齐赵西归,至咸阳作”:
今夕何夕岁云徂,更长烛明不可孤。
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
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
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
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愿,家无儋石输百万!
这样的“穷开心”便是他祖老太爷临死还要说笑话的遗风。
他在长安做穷官,同广文馆博士郑虔往来最密,常有嘲戏的诗,如下举的一篇:
戏简郑广文,兼呈苏司业源明
广文到官舍,系马堂阶下;
醉即骑马归,颇遭官长骂。
才名四十年,坐客寒无毡。
赖有苏司业,时时与酒钱。
他的《醉时歌》也是赠郑虔的,开头几句:
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
甲第纷纷餍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
……
也是嘲戏的口气。他又有
示从孙济
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
权门多噂,且复寻诸孙。
诸孙贫无事,客舍如荒村。
堂前自生竹,堂后自生萱。
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
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浑。
刈葵莫放手,放手伤葵根。
——阿翁懒惰久,觉儿行步奔。
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
小人利口实,薄俗难具论。
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
这样絮絮说家常,也有点诙谐的意味。
他写他自己的穷苦,也都带一点谐趣。如《秋雨叹》三首之第一、三两首云:
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
着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
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
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
长安布衣谁比数?反锁衡门守环堵。
老夫不出长蓬蒿,稚子无忧走风雨。
雨声飕飕催早寒,胡雁翅湿高飞难。
秋来未曾见白日,泥污厚土何时干?
苦雨不能出门,反锁了门,闷坐在家里,却有心情嘲弄草决明,还自嘲长安布衣谁人能比,这便是老杜的特别风趣。这种风趣到他的晚年更特别发达,成为第三时期的诗的最大特色。
在这第一时期里,他正当中年,还怀抱着报国济世的野心。有时候,他也不免发点牢骚,想抛弃一切去做个隐遁之士。如《去矣行》便是发牢骚的:
君不见上鹰,一饱则飞掣!
焉能作堂上燕,衔泥附炎热?
野人旷荡无颜,岂可久在王侯间?
未试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蓝田山。
传说后魏李预把七十块玉椎成屑,每日服食。蓝田山出产美玉,故杜甫说要往蓝田山去试试餐玉的法子。没有饭吃了,却想去餐玉,这也是他寻穷开心的风趣。根本上他是不赞成隐遁的,故说:
行歌非隐沦。
故说: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
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
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
他自比稷与契,宁可“取笑同学翁”,而不愿学巢父与许由。这是杜甫与李白大不同之处:李白代表隐遁避世的放浪态度,杜甫代表中国民族积极入世的精神。(看第十三章末段论李杜。)
当时杨贵妃得宠,杨国忠作宰相,贵妃的姊妹虢国夫人、秦国夫人,都有大权势。杜甫作《丽人行》云: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画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
头上何所有?翠为(è)叶垂鬓唇。
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
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
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
犀箸厌饫(yù)久未下,銮刀缕切坐纷纶。
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
箫管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tà)实要津。
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
杨花雪落覆白,青鸟飞去衔红巾。
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此诗讽刺贵戚的威势,还很含蓄。那时虽名为太平之世,其实屡次有边疆上的兵事。北有契丹,有奚,有突厥,西有吐蕃,都时时扰乱边境,屡次劳动大兵出来讨伐。天宝十年(751)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云南蛮,大败,死了六万人。有诏书招募两京及河南、河北兵去打云南,人民不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枷送军前。杜甫曾游历各地,知道民间受兵祸的痛苦,故作《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傍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太行山以东,河北诸郡皆为山东)二百州,
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
且如去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拿这诗来比李白的《战城南》,我们便可以看出李白是仿作乐府歌诗,杜甫是弹劾时政。这样明白的反对时政的诗歌,《三百篇》以后从不曾有过,确是杜甫创始的。古乐府里有些民歌如《战城南》与《十五从军征》之类,也是写兵祸的惨酷的;但负责的明白攻击政府,甚至于直指皇帝说: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一本作“我皇”)开边意未已。
这样的问题诗是杜甫的创体。
但《兵车行》借汉武来说唐事,(诗中说“汉家”,又说“武皇”。“武皇”是汉武帝;后人曲说为“唐人称太宗为文皇,玄宗为武皇”。此说甚谬。文皇是太宗谥法,武皇岂是谥法吗?)还算含蓄。《丽人行》直说虢国、秦国夫人,已是直指当时事了。但最直截明白的指摘当日的政治、社会状况,还算得那一篇更伟大的作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
此诗题下今本有注云,“原注,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初作”。这条注大有研究的余地。宋刻“分门集注”本(《四部丛刊》影印本)卷十二于此诗题下注云:“洙曰,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作。”洙即是王洙,曾注杜诗。这可证此条注文并非原注,乃是王洙的注语。诗中有“岁暮百草零”“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的话,故他考定为十一月初,后人又改为十二月初,而仍称“原注”!其实此诗无一字提及安禄山之反,故不得定为大乱已起之作。按《新唐书·玄宗本纪》,
天宝十四载……十月庚寅(初四)幸华清宫。十一月,安禄山反,陷河北诸郡。范阳将何千年杀河东节度使杨光翙。壬申(十七),伊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以讨安禄山。丙子(廿一),至自华清宫。
安禄山造反的消息,十一月月半后始到京,故政府到十七日始有动作。即使我们假定王洙的注文真是原注,那么,十一月初也还在政府得禄山反耗之前,其时皇帝与杨贵妃正在骊山的华清宫避寒,还不曾梦想到渔阳鼙鼓呢。
此诗的全文分段写在下面: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
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
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
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
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
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
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
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
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
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
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
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
沉饮聊自遣,放歌颇愁绝。
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
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
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
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嵲。(华清宫在骊山汤泉。)
蚩尤(雾也)塞寒空,蹴踏崖谷滑。
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
君臣留欢娱,乐动殷樛嶱(“樛嶱”一作“胶葛”) 。
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
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
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
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
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
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劝客驼蹄羹,(参看《丽人行》中“紫驼之峰出翠釜”。
当时贵族用骆驼背峰及蹄为珍肴。)霜橙压香橘。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
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
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
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
行旅相攀缘,川广不可越。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
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
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
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
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岂知秋未登,贫有仓卒?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
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
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
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
这首诗作于乱前,旧说误以为禄山反后作,便不好懂。杜甫这时候只是从长安到奉先县省视妻子,入门便听见家人号哭,他的小儿子已饿死了!这样的惨痛使他回想个人的遭际,社会的种种不平;使他回想途中经过骊山的行宫所见所闻的欢娱奢侈的情形,他忍不住了,遂发愤把心里的感慨尽情倾吐出来,作为一篇空前的弹劾时政的史诗。
从安禄山之乱起来时,到杜甫入蜀定居时,这是杜诗的第二时期。这是个大乱的时期;他仓皇避乱,也曾陷在贼中,好容易赶到凤翔,得着一官,不久又贬到华州。华州之后,他又奔走流离;到了成都以后,才有几年的安定。他在乱离之中,发为歌诗:观察愈细密,艺术愈真实,见解愈深沉,意境愈平实忠厚,这时代的诗遂开后世社会问题诗的风气。
他陷在长安时,眼见京城里的种种惨状,有两篇最著名的诗:
哀江头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
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
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春色。
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
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
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
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
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忘南北。
哀王孙
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
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
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得同驰驱。
——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
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
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
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
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
——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
昨夜东风吹血腥,东来骆驼满旧都。
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
窃闻太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
花门剺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徂!
——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
《哀王孙》一篇借一个杀剩的王孙,设为问答之辞,写的是这一个人的遭遇,而读者自能想象都城残破时皇族遭杀戮的惨状。这种技术从古乐府《上山采蘼芜》《日出东南隅》等诗里出来,到杜甫方才充分发达。《兵车行》已开其端,到《哀王孙》之作,技术更进步了。这种诗的方法只是摘取诗料中的最要紧的一段故事,用最具体的写法叙述那一段故事,使人从那片段的故事里自然想象得出那故事所涵的意义与所代表的问题。说的是一个故事,容易使人得一种明了的印象,故最容易感人。杜甫后来作《石壕吏》等诗,也是用这种具体的、说故事的方法。后来白居易、张籍等人继续仿作,这种方法遂成为社会问题新乐府的通行技术。
杜甫到了凤翔行在,有墨制准他往鄜州看视家眷,他有一篇《北征》,记此次旅行。《北征》是他用气力作的诗,但是在文学艺术上,这篇长诗只有中间叙他到家的一段有点精采,其余的部分只是有韵的议论文而已。那段最精采的是:
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
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
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
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
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
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
见爷背面啼,垢腻脚不袜。
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
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
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
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
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栗?
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罗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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