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叙传

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吾衷为从此百千年后史学开山；诚窃以为当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发凡起例，推论甚精徒以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事实；常思自以义例撰述一书以明所著之非虚语，（见《章氏遗书》卷一《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上中下，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卷十八《文集》三《邵与桐别传》。）而薄出其技以治方志。

    初学诚随父镳客湖北天门，适改修县志，请镳主其事，为撰《修志十议》；时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学诚之二十七岁也。其后二十六年间，历修成和州、永清、亳州诸州县志，所自得意者，莫如《亳州志》，言：“此志拟之于史，当与陈、范抗行；义例之精，则亦《文史通义》中之上乘也；回视和州、永清之志，一半为土苴矣！”（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编三《又与永清论文》。）盖学诚方志之学，于是为大成也！居常持论，谓：“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而其要原本于六经。六经，皆史也，后世袭用而莫之或废者，惟《春秋》、《诗》、《礼》三家之流别耳！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征》诸选，《风诗》之流别也。获麟绝笔以还，后学鲜能全识古人之大体；必积久而后渐推以著也！马《史》、班《书》以来，已演《春秋》之绪矣，刘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礼》之绪焉，吕氏《文鉴》、苏氏《文类》，始演《风诗》之绪焉；并取括代为书，互相资证，无空言也！六艺并立，《乐》亡而入于《诗》、《礼》，《书》亡而入于《春秋》。六经演而为《三史》，亦一朝典制之巨也。方州蕞尔之地，一志足以尽之，而必取于备物者。天下政事始于州县而达乎朝廷。朝廷六部尚书之所治，则合天下州县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纪载而籍备也。州县虽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户、礼、兵、刑、工无所不备；是则所谓具体而微矣；国史于是取裁，方将如《春秋》之借资于《百宝书》，何可忽也！今天下大计既始于州县，则史事积成，亦当始于州县之志。州县有荒陋无稽之志；而无荒陋无稽之令史案牍，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义文例辞；案牍无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义例文辞。盖以登载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故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平日当于诸典吏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选，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纪载，略如案牍之有公式焉，则无妄作聪明之弊矣！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载者，笔削以为成书，如是又积而又修之，于事不劳，而功效已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夫史之为道，文士雅言与胥吏案牍，皆不可用，用舍是二者，则无所以为史矣！孟子曰‘其事’、‘其文’、‘其义’，春秋之所取也；即薄牍之事，而润以尔雅之文，而断之以义；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断之以义而书始成家；而后有典有法，可诵可识，乃能传世而行远。”（见《章氏遗书》卷一《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上》、卷十四《方志略例》一《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故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照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然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比次之书，则掌教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于备稽检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独断之学欲其智，而比次之书欲其愚。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为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难以萃合而行远也；于是有比次之法。不名家学，不立识解，以之整齐故事，而待“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之裁定；是则比次欲愚之效也。但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管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借，有以恣其纵横变化；又必知己之比类，与著述者各有渊源；而不可以比类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类之整齐，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轻畸重；则善矣！（见《章氏遗书》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上中，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报黄大俞先生》。）时虽称善。顾莫之大用！

    尝客浙江宁绍台兵备道、代州冯廷丞子弼所，遇戴震，震自负高名，见《和州志例》，乃曰：“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不当侈言文献。”学诚曰：“不然！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且古今沿革始非我臆测所能为也！考沿革者取资载籍；载籍具在，人人而得而考之；虽我今日有失，后人犹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献，及时不与搜罗，编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者矣！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震拂衣径去！学诚又以震出示所撰《汾州府志》有古迹一门，谓：“古迹非志所重，当附见于舆地之图；不当自为专门。”往复辩难，终不为屈！（见《章氏遗书》卷十四《方志略例》一《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既，毕沅延撰《湖北通志》，又出其余力以修常德、荆州、石首诸府县志，皆有成书。独《湖北通志》，书未成而论者诋；既不得行其意，重自审订，成《湖北通志检存稿》四卷。大要参取古今史志义例，剪裁浮辞，禀酌经要，分二纪、三图、五表、六考、四政略、五十三传以为《通志》七十四篇。而于《通志》之外，取官司见行章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门，叙其因革条例，以为《掌故》。更取传记、论说、诗赋、箴铭诸篇，别次甲乙丙丁上下八集，以为《文征》。勒成三家之书，而推本于六经；《方志》义本《百国春秋》，《掌故》义本《三百》、《官》、《礼》，《文征》义本《十五国风》。至于畸说剩言，采摭所余，虽无当于正裁。颇有资于旁证，故附稗野说部之流而作丛谈，犹经之别解，史之外传，子之外篇也。其不合三书之目而称四者；三书皆经要，而丛谈则非不可阙之书也；《汉书·艺文志》所谓“小说家者流，出于稗官，街谈巷议，亦采风所不废”云尔！（见《章氏遗书》卷十四《方志略例》一《方志立三书议》，卷二十四《湖北通志检存稿》一《为毕制府撰〈湖北通志〉序》。）即此可概见其义法焉，学诚地产霸材，天挺史识；（见《两浙轩录》补遗《章学诚传》后王宗炎曰。）大抵推原《官》、《礼》而有得于刘氏向、歆父子之传，故于古今学术渊源，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见章氏之子华绂《文史通义》跋。）尤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

    与休宁戴震、江都汪中同客浙江宁绍台兵备道冯廷丞所咸被敬礼，而所学异趣。学诚则谓戴震功力不浅而无得于性情。汪氏聪明有余而不足于识力。何以言其然？散万殊者为聪明。初学之童，出语惊其长老，聪明也。等而上之，至于学充文富，而宗本尚未之闻，犹聪明也。定于一者为识力：其学包罗富有，其言千变万化，而所以为言之故，则如《诗》之三百，可以一言蔽也；是识力也。今有文章如入万花之谷，学问如窥五都之市，可以窥奄陋而箴鄙僿矣！问其何以为言，不能答也，盖与荒经灭古，舍学识而空言一贯者，其功虽有难易之殊，其于无当则一也。舍学识而空言宗本；是窭子据空室而指其门闼以为家也！是宋学末流之失也。博学能文而不知宗本，是管库为人守藏多财，而不得主其财也！是汪氏之学也！古人著书，各有立言之宗。而推本所自：史学本于《春秋》，专家著述本于《官》、《礼》。辞章泛应本于《风诗》。天下之文尽于是矣！子有杂家；杂于众，不杂于己，杂而犹成其家者也。文有别集：集亦杂也，杂于体，不杂于指，集亦不异于诸子也。故诸子杂家与文集中之具本旨者，皆著述之事，立言之选也。今观汪氏《述学》所为《内篇》，大约杂举经传小学，辨别名诂义训，初无类例，亦无次序苟使全书果有立言之宗，恐其孤立而鲜助也；杂引经传以证其义，博采旁搜以畅其旨，则此纷然丛出者，亦当列于杂篇；不但不可为内，亦并不可谓之外也！古人著书内外分篇盖有经纬。内篇必立所言之宗，而外杂诸篇，取与内篇之旨相为经纬，一书只如一篇，无泛分内外之例。汪氏之书，不过说部杂考之流耳，何以为内篇哉！观其外篇，则序记杂文，泛应辞章，斯乃与《述学》标题，如风马牛，列为外篇，以拟诸子，可为貌同而心异矣！然汪氏工辞章而优于辞命，苟善成之，则渊源非无所自，古者行人之遗，流为纵横家学，其源实出于《风诗》也，引申比兴，抑扬往复，可以穷文心之极变，达难显之至情，用以规谏讽喻，兴起好善恶恶之心；使不分心于著述，固可进于专家之业也。内其所外，而外其所内；识力暗于内，而名心骛于外也！（见《章氏遗书》卷七《文史通义》外篇一《立言有本》。）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精微淳邃，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古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氏者矣！然戴氏不能无过焉！戴氏之过，在诋宋儒之躬行实践，而置己身于功过之外！费至于校正宋儒之讹误，可也！并一切抹杀，横肆诋诃；至于休、歙之间，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骂朱子，不得为通人；则戴氏实为作俑！夫空谈性理孤陋寡闻，一无所知，乃是宋学末流之大弊！然通经服古，由博反约，即是朱子之教！一传而为蔡沈、黄幹；再传而为真德秀、魏了翁；三传而为黄震、王应麟，其后为许谦、王柏、金履祥；至国初而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皆俎豆相承，甚于汉之经师谱系。戴氏之学，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故戒人以凿空言理，其说深探本原，不可易矣！顾以训诂名义，偶有出于朱子所不及者，因而丑贬朱子，至斥以悖谬，诋以妄作，此饮水而忘其源也！（见《章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朱陆书》、《朱陆篇后补遗》，又《与朱少白书》。）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狥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诸子百家之患，起于思而不学；而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即如王应麟搜罗摘扶，穷幽极微，其于经传子史，名物制数，贯串旁骛，实能讨先儒所未备；其所纂辑诸书，至今学者资衣被焉！然王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诸述，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多之学术，则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勉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为学，是犹指秣黍以为酒也！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人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今之学者，且憾不见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颂》而不存七篇之阙，自以为高情胜致，至相赞叹！充其僻见，且似夫子删修，不如王应麟之善搜遗逸焉！盖逐于时趣，而误以擘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而世之学者，不知持风气，而惟知狥风气；（见《章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原学下》、《博约中》。）风气所趋，竞为考订；学识未充，亦强为之！读书之功少，而著作之事多！耻其言之不自己出也，而不知其说之不可恃也！著作本乎学问；而近人所谓学问，则以《尔雅》名物，六书训故，为足尽经世之大业，虽以周、程义理，韩、欧文辞，不难一吷置之！（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与族孙守一论史表》、《与陈鉴亭论学》。）不知训诂名物，亦一端耳！古人学于文辞，求于义理；不由其说，如韩、欧、程、张诸儒，竟不许以闻道；则亦过矣！（见《章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书朱陆篇后》。）今之攻小学者，以为六书不明，则言语尚不可通；况乎义理！然韩愈曰：“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略识”云者，未如今之辗转攻取，毕生莫能殚也！以其毕生莫殚也，故终其身而无可属辞之日；然不应妨他人之属辞也！韩子立言如《五原》、《禹问》诸篇，昔人谓与孟、扬相表里者，其中仁义道德诸名，修齐治平诸目，不知于六书音画，有何隐奥未宣究也？近日考订之学，正患不求其义；而执形迹！读《易》而知寡过；读《书》而得知人安民；读《诗》而知好善恶恶；读《春秋》而论其谨严名分；不待穷《说文》之偏傍，辨《广韵》之音释，与夫诸子之纷纷考辨，而六经大义，昭如日月，虽使许慎复生，康成再出，卒莫能有加重于此也！（见《章氏遗书》卷八《文史通义》外篇二《朱先生墓志书后》、《说文字原课本书后》。）所贵君子之学术，非特能持风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废者焉！非特能用独擅之长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长，亦有不足以该者焉！学问之途，有流有别；尚考证者薄词章；索义理者略征实；随其性之所近，而各标独得；则服、郑训诂，韩、欧文章，程、朱语录，固已角特鼎峙而不能相下。必欲各分门户，交相讥议；则义理入于虚无，考证徒为糟粕，文章只为玩物；汉唐以来，楚失齐得，至于嚣嚣有未易临决者！惟自通人论之则不然！考证即以实此义理，而文章乃所以达之之具，事非有异。学者先求征实，后议扩充；析向贵有耑属；博详反约，原非截然分界；及乎泛滥淳蓄，由其所取愈精，故其所至愈远。然而谈何容易！十年闭关，出门合辙，卓然自立以不愧古人。正须不羡轻隽之浮名，不揣世俗之毁誉，循循勉勉，即数十年中人以下所不屑为者而为之，乃有一旦庶几之日；斯则可为知者道，未易一一为时辈言耳！（见《章氏遗书》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说林》，卷二十二《文集》七《与族孙汝楠论学书》。）要之议论不为苟同。又以并世学者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往往劝人多作古文，而衡之以文律，曰清，曰真，清则气不杂也！真则理无支也！（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与汪龙庄书》、《与邵二云》。）

    所自著书以《史籍考》为最博，而《文史通义》为最精。金坛段玉裁若膺读《通义》有精深者，相与叹绝！而文句有长排作偶者，则曰“惜杂时文句调”！学诚闻之不服！曰：“文求其是耳！岂有古与时哉！即曰时文体多排比；排比又岂作时文者所创为哉！使被得见韩非《储说》、淮南《说山》、《说林》、傅毅《连珠》诸篇。则又当为秦汉人惜有时文之句调矣！论文岂可如是！此由彼心目中有一执而不化之古文，怪人不似之耳！未可以绳吾《通义》也！”（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与史余村简》。）《史籍考》代毕沅撰，一踵秀水朱彝尊竹垞《经义存亡考》例，凡十二纲，五十七目，三百二十五卷；大指谓史部虽占四部书之一，其实上援甲而下合丙丁，故范围广博，竭毕生心力，厪乃成之！今也则亡！仅存《释例》！独《文史通义》盛传于世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