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世

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巨！”（采姚鼐《赠钱献之序》，见《古文辞类篹》卷十二。）风气所鼓而不知偏之为害；虽有大力莫之敢逆也。

    独章学诚生当举世溺于训诂、音韵、名物、度数之时，谓“君子学以持世，不宜以风气为轻重”；（《家书》五，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编三。）治学蕲于明道，立言必有宗旨。言道之不离于事，将以实事求是，砭宋儒之空。明经之不外于史，亦以疏通致远，救汉学之碎。理贵实证，言不离宗，又推其说，施之于一切立言之书，而条其义例，比于子政，辩章旧闻，一人而已！大抵“章氏之学，其缜密繁博，或不逮休宁、高邮诸儒远甚！即其文事僿蔓，亦不如孔广森之渊雅，然识足以甄疑似，明正变，提要挈纲，卓然有以见夫经史百家之支与流裔而得大原，则有非休宁、高邮诸儒所能谛言者！盖休宁、高邮诸儒之学精于核；而章氏之学则善于推。休宁、高邮诸儒之学审于析；而章氏之学则密于综。休宁、高邮诸儒所用以为学之术径，惟章氏能会其通；亦惟章氏能匡其蔽！”（采刘承幹《章氏遗书序》。）休宁、高邮诸儒之学既世学者承袭，浸成风会，破坏形体，支离大道，而所以议章氏者且百端。君子则以章氏之召世疾也，盖有五焉；何则？

    为休宁、高邮之学者，凭据佐验，得一孤证，即可间执承学之口，而不必问其全书宗旨之如何；不通，则引申假借以说之；又不通，则错简衍文以迁就之。为章氏之学，则每立一例，必穿穴群籍，总百氏之所撢，而我乃从而管之。故为章氏之学也拙；而为休宁、高邮之学也巧！人情喜巧而恶拙。一也。为休宁、高邮之学者，劳于目治，逸于心获，但使有古类书字学书数十种，左右钩稽，一日可以得三四条。为章氏之学，则其立义也探赜甄微；彷徨四顾，有参考数年而始得者；亦有参考数十年而始得者；及其得也，适如人所欲言，则人之视之也亦与常等矣！故为章氏之学也难；而为休宁、高邮之学也易！人情趋易而避难。二也。为休宁、高邮之学者，严绝勦说，故必引据成文；往见时贤解经之书，王伯申说，段茂堂说，开卷灿然；非是则人以为陋；为章氏之学则不然！有栝成文者焉；亦有不必栝成文者焉；同不是，异不非，惟义之与比；放之四海而准，公之四达之衢而人不能窃！故为章氏之学也约，而为休宁、高邮之学也博！人情尚博而鄙约。三也。为休宁、高邮之学者，意主疏通以求是；解一名，详一训，虽繁杀殊科，而其义也，皆有所底。为章氏之学，则规矩诚设，其运无乎不在，有略引其端以俟好学深思之自反者，有泛称广譬验之造述而后确者，虽复节目有疏落，援考有舛谬，而正无害其大体。故为章氏之学也虚；而为休宁、高邮之学也实！人情畏虚而夸实。四也。抑又有其可异者！为休宁、高邮之学者，以墨守为宗，再传而后，疲精许、郑，至甘以大义微言，拱而让之宋儒，佞程朱者，喜其不我牴也，则往往援之以自重。为章氏之学，则务矫世趋；群言殽列，必寻其原而遂之于大道，虽以举世所鄙弃之郑樵，举世所呰毁之象山、阳明，章氏扬搉所及，亦且时时称道焉。章氏以不党救党，而守门户者以为党！章氏以不邪治邪，而昧别识者以为衺！故为章氏之学也逆风会；而为休宁、高邮之学也顺风会。逆则不乐从；而顺则人人皆骛之。五也。虽然，学之为术，有统有宗，必伦必脊；或治其分；或揽其总；虽相迕而实相济，譬则振裘然；章氏挈其领，而休宁、高邮诸儒则理其氄。为章氏之学，而不以休宁、高邮精密征实之术佐之；凭臆肤受，其病且与便词巧说者相去不能以寸！（采张尔田《章氏遗书序》。）

    而为休宁、高邮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全，不该不偏，一曲之士也！倘无章氏以持其后，则判天地之美察。古人之全，道术将为天下裂矣！昔者孔子问于子贡曰：“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对曰：“然！非欤？”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大抵为休宁、高邮之学者，所谓“多学而识之”者也，而章氏则“一以贯之”者也。

    方当让清乾嘉之世，休宁、高邮之学既称极盛，而异议亦起，大要不出三派：其一为桐城派之文学，姚鼐、方东树其选也。其一为浙东派之史学，章氏及邵晋涵其著也。其一为常州派之经学，庄存与、刘逢禄其桀也。大抵桐城、浙东以宋学为根柢；而常州则以西京张门户。桐城、浙东以大义为导扬，而常州则以微言恣诡诞。大义者，君子中庸之道，愚夫可与知能也。微言者非常可怪之论，夫子之所罕言也。孔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常州既以素隐行怪不餍人意。桐城复以浅见寡闻诒讥儒林。独章氏疏通知远，阐扬书教，以起为浙东开山之祖。谨为寻其脉络，条其流别，以著于篇；而为读章氏书者知人论世之资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