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志第三

    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帝厘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饫》。皋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谟》、《弃稷》。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作《禹贡》。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征之，作《汤征》。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乃遇汝鸠、汝方，作《汝鸠》、《汝方》。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俘厥宝玉，谊伯、仲伯作《典宝》。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汤归自夏，至于大垌，仲虺作诰。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单作《明居》。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赞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赞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迁于嚣，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圯于耿，作《祖乙》。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训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训》。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殷既错天命，微子作诰父师、少师。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太誓》三篇。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武王伐殷，往伐归兽，识其政事，作《武成》。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命，作《大诰》。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命微子启代殷后，作《微子之命》。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天子，王命唐叔归周公于东，作《归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邦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周公作《无逸》。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悦，周公作《君奭》。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成王归自奄，在宗周诰庶邦，作《多方》。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周公作《立政》。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周公在丰，将没，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毕，告周公，作《亳姑》。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作《君陈》。成王将崩，命毕[1]公、召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康王既尸天子，遂诰诸侯，作《康王之诰》。康王命作册，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穆王命君牙为周大司徒，作《君牙》。穆王命伯冏为周太仆正，作《冏命》。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践诸侯位，作《蔡仲之命》。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吕侯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平王锡晋文侯秬鬯、圭瓒，作《文侯之命》。秦穆公伐郑，晋襄公帅师败诸崤，还归，作《秦誓》。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断自唐、虞之际，下迄秦穆，芟烦翦浮，举其宏纲，定为《尚书》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或说：“孔子求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其可为世法者一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此据《尚书纬·璇玑钤》文也。谓之《尚书》者，梅赜伪孔安国《传》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子夏问《书》大义，孔子曰：“吾于《帝典》见尧、舜之圣焉，于《大禹谟》、《皋陶谟》见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勋焉，于《洛诰》见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观美，《大禹谟》、《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益稷》可以观政，《洪范》可以观度，《太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吕刑》可以观诚。通斯七者，《书》之大义举矣。”三千之徒，并受其学。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汉兴，孝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独济南伏生名胜字子贱者，故秦博士，名能治之。欲召，而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颍川晁错往受之。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2]日》、《西伯戡黎》、《微子》、《太誓》、《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二十九篇。《汉书·艺文志》载《尚书经》二十九卷，盖即伏生书也。生以教于齐鲁之间，博引异言，援经申证，撰次《尚书大传》，凡三卷八十三篇。其书兼明大义，不尽释经，而释经可据者，如大麓之野，必是山林；旋机之星，实为北极；祢祖归假，知事死如事生；鸟兽咸变，见物性通人性；十二州之兆祀，是祭星辰；三千条之肉刑，难解画象；七始七律，文犹见于唐山；五服五章，制岂同于周世；三公绌陟，在巡狩之先；重华禅让，居宾客之位；西伯受命，逮六载而称王；元公居摄，阅七年而致政；成王抗法，为世子以迎侯；皇天动威，开金縢而改葬。此皆伏生所传古解，而或者以为伏生弟子记也。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而晁错传伏生书，以教汝阳何比干少卿。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最先出者，济南张生及千乘欧阳生，皆伏生弟子也。欧阳生，字和伯，传伏生之学，以授同郡兒宽。而宽又治古文《尚书》于鲁国孔安国，有俊才，举侍御史。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欧阳、大小夏侯氏皆出于宽，传伏生书而说多违异。如大夏侯说万方之事，大录于君，见《汉书·于定国传》。背伏生大麓之说一矣。小夏侯说周公封弟康叔，号曰孟侯，见《地理志》。背伏生迎侯之说二矣。夏侯说虞宾在位，为不臣丹朱，见《白虎通》。背伏生舜为宾客之说三矣。欧阳、夏侯说天子服十二章，公卿服九章，见《续汉·舆服志》。背伏生五服五章之说四矣。按兒宽为伏生再传弟子，欧阳、大小夏侯之所自出，而欧阳、大小夏侯说多违异伏生者，或者以宽受孔安国古文《尚书》而杂用古文之说也。宽授欧阳生子，世世相传，至曾孙高子阳。由是《尚书》世有欧阳氏学。济南林尊长宾者，事欧阳高，为博士，论石渠，后至少府、太子太傅，传平陵平当子思、梁陈翁生。武帝时，当以经明《禹贡》，使行河，为骑都尉，领河堤，由是陈山川言治河者，别出《禹贡》为《尚书》专家之学，其端实自平当发之。当至丞相。翁生，信都太傅，家世传业，由是欧阳有平、陈之学。翁生传琅邪殷崇、楚国龚胜君宾。崇为博士，胜右扶风。而平当传九江朱普公文、上党鲍宣子都。普为博士，宣司隶校尉。宣与龚胜，皆著高节，知名者也。济南张生为博士。鲁国夏侯都尉从受《尚书》，以传族子始昌。始昌之族子曰胜长公者，少孤好学，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后事同郡简卿。简卿者，兒宽门人，而胜又从欧阳氏问，为学精熟，非一师也。征为博士、光禄大夫。会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数出，胜当乘舆前谏曰：“天久阴不雨，臣下有谋上者。”王怒，谓胜袄言，缚属吏。吏白大将军霍光。是时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昌邑王。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言，乃召问胜。胜对言：“《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厌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恶察察言，故言臣下有谋。”光、安世大惊。由是推阴阳言灾异者，别出《洪范》五行为《尚书》专家之学，其端实自夏侯胜发之。胜从父子建，字长卿，自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3]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联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建卒以自专门名经，为议郎博士，至太子少傅。胜用《尚书》授上官太后，官长信少府，迁太子太傅，受诏撰《尚书论语说》，赐黄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赐冢茔。太后赙钱二百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由是《尚书》有大小夏侯之学。齐人周堪少卿、鲁人孔霸次儒，皆事大夏侯胜。霸为博士，堪译官令，论于石渠，经为最高，后为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大中大夫授太子。太子即位，为元帝，累擢堪为光禄勋。堪传牟卿疑或牟融之同族。及长安许商长伯。牟卿为博士。霸以帝师赐爵号褒成君，传子光子夏，亦事牟卿，至丞相。由是大夏侯有孔、许之学。许商明《洪范》五行，善推阴阳灾异，著《五行传记》一篇，见《汉书·艺文志》。四至九卿，号其门人沛唐林子高为德行，平陵吴章伟君为言语，重泉王吉少音为政事，齐炔钦幼卿为文学。王莽时，林、吉为九卿，自表上师冢，大夫博士郎吏为许氏学者，各从门人，会车数百两，儒者荣之。钦、章皆为博士，徒众尤盛。此大夏侯之学也。传小夏侯之学者，有平陵张山拊长[4]宾为博士，论石渠，至少府。授同县李寻子长、郑宽中少君、山阳张无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陈留假仓子骄。无故善修章句，为广陵太傅，守小夏侯说文。恭增师法至百万言，为城阳内史。仓以谒者论石渠，至胶东相。宽中以博士授太子，即位为成帝，赐爵关内侯，迁光禄大夫，领尚书，甚尊重。宽中等守师法教授，寻独好《洪范》灾异，又学天文月令阴阳事。由是小夏侯有郑、张、秦、假、李氏之学。宽中传东郡赵玄，无故传沛唐尊伯高，恭传鲁冯宾。宾为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自武帝立五经博士，《书》惟有欧阳，至宣帝乃增立大小夏侯。夏侯《尚书》依伏生篇数，而欧阳氏则分《盘庚》为三，故《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诂》二十九篇，与伏生经二十九卷同，而《欧阳章句》得三十一卷，见《汉书·艺文志》，是为今文《尚书》。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而藏之者，或说孔腾，或说孔鲋，未详孰是。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孔安国者，孔子十一世孙也。得其书，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十六篇，曰《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谟》、《弃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内《九共》分为九，则出八篇为二十四篇，而又增析伏生二十九篇之《盘庚》、《太誓》皆为三，《汉书·艺文志》著录《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者是也。盖《尚书》兹多于是矣。安国献之，遭巫蛊，未列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以传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撰《史记》，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采今文而不用古文说[5]。都尉朝传胶东庸谭，谭传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秋》为博士、部刺史，又传《左氏》。常传虢徐敖。敖为右扶风掾，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传河南桑钦君长。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求《尚书》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篇征，以中古文校之，非是，是为最先出之伪古文《尚书》。而中古文者，盖即安国所献者也。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而向治《穀梁春秋》，数其祸福，傅以《洪范》，成《尚书洪范五行传论》十一卷，《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著录者是也。自孝武时，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以传族子夏侯胜，下及许商，皆以教所贤弟子，其传与刘向同，惟刘歆传独异。歆，向之子也，受诏嗣父领校秘书，贵幸，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博士或不肯置对，歆移书太常切责之。诸儒皆怨恨，卒不果立。王莽时，诸学皆立，而王璜、涂恽之传古文《尚书》者，皆贵显矣。由是《尚书》有古文之学。时世祖龙潜在野，之长安，受《尚书》于中大夫庐江许子威，未详今古文谁宗。既中兴汉业，立五经博士，《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而古文不与立焉，疑亦习今文《尚书》也。今文欧阳《尚书》，后汉传习最盛。自显宗以下，诸帝者罔不习欧阳焉，则桓氏之故也。沛郡桓荣春卿，少学长安，习欧阳《尚书》，事博士九江朱普，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窥家园。教授徒众数百人。世祖即位，既立显宗为皇太子，选求明经，乃选荣弟子豫章何汤仲弓为虎贲中郎将，以《尚书》授皇太子。世祖从容问汤本师为谁，汤对：“事沛国桓荣。”帝即命荣，令说《尚书》，甚善之，拜议郎，入使授太子。每朝会，辄令荣于公卿前敷奏经书。帝称善，曰：“得生几晚。”会欧阳博士缺，帝欲用荣，荣谦对：“经术浅薄，不如同门生郎中彭闳作明、扬州从事皋宏奉卿也。”帝曰：“俞，往，汝谐。”因拜荣为博士，引闳、宏为议郎。车驾幸太学，会诸博士论难于前。荣被服儒衣，温恭有蕴藉，辨明经义，每以礼让相厌，不以辞长胜人，儒者莫之及，特加恩赏，常令止宿太子宫。积五年，荣荐门下生九江胡宪侍讲，乃能得出，旦一入而已。累擢太常。显宗即位，尊以师礼。尝幸太常府，令荣坐东南，设几杖，会百官及荣门生数百人，天子亲自执业，每言辄曰：“太师在是。”会三雍成，拜荣为五更。每大射养老礼毕，帝辄引荣及弟子升堂，执经自为下说。乃封荣为关内侯，食邑五千户。门徒多仕公卿。颍川丁鸿孝公、赵国张禹伯达、汝南张酺孟侯，皆至三公。荣少子郁字仲恩，少以父仕为郎。敦厚笃学，传父业，以《尚书》教授，门徒常数百人。荣卒，袭爵。显宗以郁先师子，甚见亲厚，常居中论经书，问以政事，稍迁侍中。帝自制《五家要说章句》，令郁校定于宣明殿。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经。太子即位为肃宗，累迁屯骑校尉。和帝即位，富于春秋，侍中窦宪自以帝舅之重，欲令少主颇涉经学，上疏皇太后曰：“昔五更桓荣，亲为帝师。子郁，结发敦尚，继传父业，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给事禁省，更历四世。今白首好礼，经行笃备，宜令郁入教授。”由是迁长乐少府，复入侍讲。顷之，转侍中奉车都尉。永元四年，代丁鸿为太常。郁教授二帝，恩宠甚笃。门人弘农杨震伯起、京兆朱宠仲威，皆至三公。初，荣受朱普学章句四十万言，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郁复删省，定成十三万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郁中子焉，以父任为郎，能世传其家学。永初元年，入授安帝。而侍中南阳邓宏，亦以帝舅治欧阳《尚书》，授帝禁中，然不如焉之三代帝者师，推世儒宗。三迁为侍中步兵校尉。永宁中，顺帝立为皇太子，以焉为太子少傅，月余迁太傅。顺帝即位，累官太尉。弟子传业者数百人，江夏黄琼世英、弘农杨赐伯献，皆至三公，最知名。孙典字公雅，复传其家业，以《尚书》教授颍川，门徒数百人。桓氏自荣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其业者皆至卿相，显乎当世。而学最高，称儒宗者，莫如丁鸿、张酺及杨震、杨赐祖孙父子也。张、杨两氏，家世传经。张酺、杨赐先后帝师，胥足绳徽师门者焉。考之于史，丁鸿年十三，与九江人鲍骏同事桓荣，受欧阳《尚书》，三年而明章句，善论难，为都讲。经学至行，显宗甚贤之。诏征鸿至，即召见说《文侯之命》篇，赐御衣及绶，禀食公车，与博士同礼。肃宗诏鸿与广平王羡及诸儒太常楼望、少府成封、屯骑校尉桓郁、卫士贾逵等，论定五经同异于北宫白虎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主承制问难，侍中淳于恭上，帝亲称制临决。鸿以才高，论难最明，诸儒称之，帝数嗟美焉。时人叹曰：“殿中无双丁孝公。”数受赏赐，累擢少府。门下由是益盛，远方至者数千人。彭城刘恺、北海巴茂、九江朱伥，皆至公卿。陈留陈弇叔明亦受欧阳《尚书》于鸿，仕为蕲长。而鸿累转司徒，行太尉。张酺祖父充，与世祖同门学，通《尚书》。酺传祖业，又事桓荣，勤力不怠，聚徒以百数。显宗为四姓小侯开学于南宫，置五经师，酺以《尚书》教授，数讲于御前，以论难当意，除为郎，赐车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酺为人质直，守经义。每侍讲间隙，数有匡正之辞，以严见惮。及肃宗即位，擢侍中、虎贲中郎将。数月，出为东郡太守。自酺出后，帝每见诸王师傅，尝言：“张酺前入侍讲，屡有谏正，訚訚侧侧，有史鱼之节。”会东巡，幸东郡，引酺及门生并郡县掾吏会庭中，帝先备弟子之仪，使酺讲《尚书》一篇，然后修君臣之礼，赏赐殊特，莫不沾洽。累转太尉司空。子藩，曾孙济，亦世其学。杨震父宝，本习欧阳《尚书》，而震又受欧阳《尚书》于桓郁，明征博览，无不穷究，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夫子杨伯起。”仕至司徒。中子秉，字叔节，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仕为任城相。桓帝即位，以明《尚书》征入劝讲，拜大中大夫、左中郎将，累转太尉。子即赐也，少传家学，笃志博闻，仕为侍中、越骑校尉。建宁初，灵帝当受学，诏太傅、三公选通《尚书》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举赐，乃侍讲于华光殿。迁少府[6]、光禄勋，累转司徒。行辟雍礼，引赐为三老。又拜太尉，封临晋侯。初，赐荐张济明习典训，因与济及太尉刘宽并入侍讲，至是辞不宜独受封赏，愿分户邑宽、济。帝嘉叹，复封宽及济子。宽少学欧阳《尚书》、京氏《易》，尤明《韩诗外传》、星官、风隅、算历，皆究极师法，称为通儒，而以明《尚书》与赐同入侍讲。赐子彪，字文先，亦传家学。此桓氏门下生之传欧阳《尚书》最为高第者也。其他后汉经师之世传欧阳《尚书》者，曰乐安欧阳氏。自前汉欧阳生传伏生《尚书》，至歙，字王思，八世皆为博士。歙既传业，而恭谦好礼让。世祖即位，累仕迁汝南太守，在郡教授数百人。济阴曹曾，字伯山，从歙受《尚书》，门徒三千人，位至谏议大夫。而汝南高获，字敬公，少游学京师，与光武有旧，亦尝师事歙焉。歙子祉，河南尹，传父业教授。曰上党鲍氏。自前汉鲍宣受欧阳《尚书》于平当，传子永字君长，少有志操，能习欧阳《尚书》。世祖即位，累仕至兖州牧。子昱字文泉，少传父学，客授东平，累官太尉。子德，修志节，亦有名称，至大司农。凡此诸儒，皆授受有原，师承可考者。至师承不可考者，乐安牟长君高，少习欧阳《尚书》，不仕王莽。世祖即位，大司空宋弘特辟，拜博士，稍迁河内太守。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著《尚书章句》四十五万余言，皆本之欧阳氏，俗号为《牟氏章句》。而敦煌张奂字然明者，常[7]受欧阳《尚书》于朱宠，养徒千人，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顾以为《牟氏章句》浮辞繁[8]多，减为九万言。《后汉书·张奂传》章怀太子注：“时牟卿受《书》于张堪，为博士，故有《牟氏章句》。”不知何据。倘参观范《书》诸传，当知《牟氏章句》自指牟长所撰者耳。且牟卿之师系周堪，非张堪，而《张堪本传》亦不言。堪习欧阳《尚书》也。上书桓帝，奏其章句。诏下东观，与牟氏并。牟长子纡又以隐居教授，门生千人。此外又有颍川太守京兆宋登叔阳、太尉河内杜乔叔荣、处士豫章徐穉孺子、汝南太守南阳宗资叔都、处士汝南廖扶文起、侍中蜀郡董扶茂安，皆习欧阳《尚书》，教授数百千人。盖东汉《尚书》今文之学，罔有盛于欧阳氏者矣。其以大夏侯《尚书》教授，可考见者三人：曰辽东太守南阳宋京及子司隶校尉宋意伯意，曰太尉北海牟融子优，曰大司农济阴张驯子俊。以小夏侯《尚书》教授可考见者一人：曰大司徒司直东海王良仲子。以夏侯《尚书》相传而未详大小何所属者，曰广汉杨统仲通、杨厚仲桓父子。未若欧阳《尚书》传习之盛也。时亦有初习欧阳《尚书》而后受古文者，曰谏议大夫南阳尹敏幼季，世祖初即位，上疏陈《洪范》消灾之术；曰大中大夫陈留杨伦仲理，史称“少为诸生，师事司徒丁鸿，习古文《尚书》”。然余考丁鸿习欧阳《尚书》于桓荣，具如所记，不闻其通古文。倘伦亦如尹敏之初习欧阳《尚书》，而后受古文者耶？古文《尚书》之专习者，曰汝南周防伟公。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试经，防尤能诵读，拜为守丞。防以未冠谒去，师事徐州刺史盖豫，受古文《尚书》。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累仕至陈留太守。又有鲁国孔僖仲和、孔昱元世者，安国后也。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古文《尚书》之有孔氏，比之欧阳《尚书》之有欧阳氏矣。其他汝南周磐坚伯、蜀郡张楷公超、颍川刘陶子奇、济阴孙期仲彧[9]、中山刘佑伯祖，亦皆习古文《尚书》。而楷作《尚书注》，陶推三家《尚书》及古文，是正三百余事，名曰中古文《尚书》。然后汉之言古文《尚书》者，胥推扶风杜林伯山为继别之宗。方王莽之败，林则辟兵河西，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既还三辅，世祖征拜侍御史，问以经书。京师士大夫咸推博洽。河南郑兴少赣、东海卫宏敬仲等，皆长于古学。兴尝师事刘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兴等固谐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见林，然而服。济南徐巡，始师事宏，后皆更受林学。林出漆书以示宏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因为作训注。于是古文遂行。林同郡贾逵景伯，亦为作训，而逵之父曰徽者，受古文《尚书》于涂恽。逵传父业，能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肃宗立，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诂训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撰集为三卷，又为杜林传古文《尚书》作训。林同郡马融季长又为作传。北海郑玄康成先受古文《尚书》于东郡张恭祖，既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子干事马融，受杜林漆书古文，为作注解。卢植少与郑玄俱事马融，受古学，好研精，作《尚书章句》，其书皆不得，独马融注十一卷、郑玄注九卷著录《隋书·经籍志》。古文之得大显于世者，则马融、郑玄之力也。郑玄《书赞》云：“我先师棘下生子安国亦好此学。自世祖兴后汉，卫、贾、马二三君子之业，则疋材好博，既宣之矣。”《书赞》见《正义》。云“棘下生”者，棘下，地名也。《水经注》二十六卷引《郑志》曰：“张逸问《赞》云：‘我先师棘下生，何时人？’郑答云：‘齐田氏时善学者所会处也。齐人号之棘下生，无常人也。’”云“子安国”者，尊之为师，故子之也。又云：“欧阳氏失其本义。”则是郑玄者固渊原于孔安国氏，而又津逮夫杜林漆书者也。乃马融《书叙》云：“逸十六篇，绝无师说。”岂都尉朝、庸生等所传，但习其句读而不解其文谊欤？抑岂先有其说而后亡之欤？彼张楷之注，卫、贾之训，并止解二十九篇而不解十六篇欤？《书叙》亦见《正义》。厥后郑玄作注，可谓集诸儒之大成矣。其书分《盘庚》、《太誓》皆为三篇，分《顾命》“王若曰”以下为《康王之诰》，计三十四篇，合逸篇二十四，凡五十有八篇。然所注者三十四篇而已，岂二十四篇之谊未有闻于师，而不敢以己意说欤？陆德明《经典释文》首卷云：“马、郑所注，并伏生所诵，非古文也。”孔颖达《尚书正义》云：“郑注《尚书》篇数并与三家同。”是郑未注二十四篇也。抑岂残缺失次，不可读欤？既议郎陈留蔡邕伯喈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乃与光禄大夫杨赐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其《尚书》则今文欧阳、夏侯二家之所说也。据《尚书正义》孔颖达序。东海王朗景兴以通经师太尉杨赐，而赐则受欧阳《尚书》于桓焉者也。则王朗者，焉之再传弟子，而亦治欧阳《尚书》者矣。后为会稽太守，为孙策所俘。魏太祖辅汉政，征拜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魏国建，累转司徒。子肃，字子雍，累官中领军，加散骑常侍，以儒宗为名臣，撰《尚书注》十一卷、《尚书驳义》五卷，载《隋书·经籍志》。及高贵乡公讲《尚书》，荥[10]阳郑冲文和以司空执经亲授，与侍中高密郑小同俱被赏赐。郑小同者，郑玄之孙也。则是高贵乡公者，当是治郑注古文《尚书》者矣。既幸太学，与博士论《尚书》，问三事。一事曰：“郑玄云：‘稽古同天。言尧同于天也。’王肃云：‘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二义不同，何者为是？”博士庾峻对曰：“先儒所执，各有乖异，臣不足以定之。然《洪范》称‘三人占，从二人’。贾、马及肃皆以为‘顺考古道’，以是言之，肃义为长。”帝曰：“仲尼言：‘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尧之大美，在乎则天。‘顺考古道’，非其至也。今发篇开义，以明圣德，而舍其大，更称其细，岂作者之意耶？”峻对曰：“臣奉师说，未喻大义。至于折中，裁之圣思。”此高贵乡公之申郑黜王也。然王肃之说与贾、马不违，盖肃善贾、马之说，而不好郑氏，非不通习古文者也。此以知魏以古文《尚书》立博士矣。吴国士大夫之通《尚书》者，独称琅邪诸葛瑾子瑜、广陵张纮子纲。纮治欧阳《尚书》，而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独《尚书》不详何家。然以《毛诗》、《左氏春秋》皆古文推之，当是古文《尚书》也。蜀士无得而称者焉。晋世秘府所藏，有古文《尚书》经文，后无传者。及永嘉之乱，今文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济南伏生之传，惟刘向父子所传《尚书洪范五行传论》是其本法，而又父子乖戾。江左中兴，元帝时，豫章内史汝南梅赜仲真奏上古文《尚书》孔安国《传》。然考《汉书·艺文志》叙古文《尚书》，但称“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立于学官”，而《儒林传》亦但称“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不云安国作传。则是安国作传，已嫌羌无依据，而其书析伏生二十九篇为三十三，增益二十五篇，以傅合于刘向《别录》言“《尚书》五十八篇”之数，散百篇之叙，引冠篇端，而亡篇之叙，列次其间。其篇章之离合，篇目之存亡，绝与两汉所传不合，而立说多本王肃。赜自言：“古文《尚书》受之城阳臧曹，而曹受之城阳太守天水梁柳洪季，柳受之扶风苏愉休预，愉受之太保公郑冲。”授受渊原如此。然考郑冲在魏授《尚书》高贵乡公，而高贵乡公讲《尚书》太学，乃据郑注以难王谊，具如前载。然则冲所授高贵乡公者，当是郑氏《尚书》，何缘传自冲之古文《尚书》孔安国《传》而转本王谊立说者耶？后儒谥之曰伪，非苛诬也。安定皇甫谧士安，梁柳之从舅子也，亦受孔传之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伪孔五十八篇之说。谧高名宿学，儒者宗之，既相赞述，遂翕[11]然信奉，以为孔氏古文于是复出。其书复阙《舜典》一篇。齐明帝时，吴姚方兴于大航头得其书奏上，比马、郑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国学。然郑义兼行。梁、陈所讲，有孔、郑二家，北朝惟得郑义，至隋初，始行《孔传》。其为义疏者，有梁兼国子助教孔子祛撰《尚书义》二十卷、《集注尚书》二十卷，国子助教巢猗撰《尚书百释》三卷、《尚书义》三卷，国子助教费甝撰《尚书义疏》十卷，司徒蔡大宝撰《尚书义疏》三十卷，隋太学博士刘炫撰《尚书述义》二十卷、《尚书义疏》七卷，秘书学士顾彪撰《尚书义疏》二十卷、《尚书文外义》一卷，具载《隋书·经籍志》，皆据梅赜上伪孔安国传古文《尚书》也。隋太学博士刘焯亦为伪孔作疏，聪明博学，与刘炫齐名，时称二刘。刘焯，字士元，信都人。刘炫，字光伯，河间人。至唐孔颖达奉诏纂《五经义疏》，乃因梅赜之伪孔、焯、炫之义疏撰定《尚书正义》二十卷，序称：“古文经虽然早出，晚始得行。其为正义者，蔡大宝、巢猗、费甝、顾彪、刘焯、刘炫等。其诸公旨趣，多或因循，帖释注文，义皆浅略，惟刘焯、刘炫最为详雅。然焯乃织综经文，穿凿孔穴，诡其新见，异彼前儒，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窃以古人言诰，惟在达情，虽复时或取象，不必辞皆有意。若其言必托数，经悉对文，斯乃鼓怒浪于平流，震惊飙于静树，使教者烦而多惑，学者劳而少功。过犹不及，良为此者也。炫嫌焯之烦杂，就而删焉。虽复微稍省要，又好改张前义，义更太略，辞又过华，虽为文笔之善，乃非开奖之路。义既无义，文又非文，欲使后生若为领袖，此乃炫之所失，未为得也。”扬榷诸家，傥亦辞严予夺，具有裁断者也耶。惟颖达误以梅赜以上之书为壁中古文，而为之《正义》，反斥郑注《书序》之二十四篇为张霸伪造，而不知世所传百两篇者出张霸，载《汉书·儒林传》甚明，而非郑注《书序》之二十四篇。二十四篇者，合今文为五十七，并叙为五十八，与《汉书·艺文志》、刘向《别录》皆符，而合《九共》为一，则十六篇，又与《汉书·艺文志》相应，是实出于安国，自都尉朝以下，递有师承，信而有征者也。乃颖达云：“《艺文志》云：‘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古文，又多十六篇。’即是伪《书》二十四篇也。”是直斥安国所得之壁中古文为伪书矣。夫梅氏之书，不知谁何妄人伪作以诬安国，为安国子孙者，当力辨其非，乃颖达竟信奉以为先祖之书而曲为回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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