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 新文学

    一、新民体

    康有为　附简朝亮、廖平、徐勤　梁启超　附陈千秋、谭嗣同

    当代之文，理融欧亚，词驳今古，几如五光十色，不可方物，而要其大别，曰古文学、曰今文学二者而已。谭古文学者，或远祧中古以上，或近祢近古而还。王闿运、章炳麟、李详、孙德谦、苏玄瑛之文与诗，盖远祧中古以上者。其近祢近古而还者，文则有林纾、马其昶、姚永概之为桐城派焉，诗则有易顺鼎、樊增祥之中晚唐，陈三立、郑孝胥、陈衍之宋诗焉，词则有朱祖谋、况周颐之为常州派焉，曲则有王国维、吴梅之治元剧焉。此古文学之流别也。论今文学之流别，有开通俗之文言者，曰康有为、梁启超。有创逻辑之古文者，曰严复、章士钊。有倡白话之诗文者，曰胡适。五人之中，康有为辈行最先，名亦极高，三十年来国内政治、学术之剧变，罔不以有为为前驱。而文章之革新，亦自有为启其机括焉。

    有为，康氏，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世以理学传家，为粤名族。祖赞修，官连州教谕，治程朱之学，多士矜式。父达初，早卒，乃受教于大父，授以书，过目不忘，七岁能属文，有志于圣贤之学。里党传以为笑，戏号之曰“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圣人，故冠于名以为谑也。有为以十九岁丧大父。年十八始游同县朱次琦之门，受学焉。次琦，粤中大儒也，湛深经术，其学根柢于宋儒，而以经世致用为主，穷理治事，刮磨汉宋纷纭之见，惟尚躬行。一出为山西襄陵令，出则徒步，入则齑盐，朝饔夕飧，皆三十钱。终身布袍，朴学高行，学者翕然宗之。其弟子有名者，厥称顺德简朝亮及有为。朝亮坚苦笃实，壹慕其师，所注《论语》、《尚书》，折衷汉宋而抉其粹，最为次琦高弟。而有为则诡诞敢大言，异于朝亮，言学杂佛、耶，又好称西汉今文微言大义，能为深沉瑰伟之思，实思想革新者之前驱。而发为文章，则糅经语、子史语，旁及外国佛语、耶教语，以至声光化电诸科学语，而冶以一炉，利以排偶，桐城义法，至有为乃残坏无余，恣纵不傥，厥为后来梁启超新民体之所由昉。学问、文章，不尽类次琦也。然生平言学必推次琦。次琦著书，晚岁皆自焚之，既卒三十年，其子之绂辑佚，凡诗二十卷，文数十篇，而有为乃序之以显大其学。其辞曰：

    以躬行为宗，以无欲为尚，气节摩青苍，穷极问学，舍汉释宋，原本孔子，而以经世救民为归，古之学术有在于是者，则吾师朱九江先生以之。先生令山西襄陵百九十日，政化大行，以巡抚某为某亲王嬖人，拂衣归，讲学于其九江乡礼山草堂垂三十年。先生为先祖连州公之友，先君知县公与伯叔父两广文公皆捧杖受业。有为未冠，以回、参之列，辟咡受学，则先生年垂七十矣。望之凝凝如山岳，即之温温如醇酒，硕德高风，不言而化，兴起奋发于不自知焉，乃知以德化人之远也。先生授学者以四行五学。四行：一曰敦行孝弟，二曰崇尚名节，三曰变化气质，四曰检摄威仪；五学：一曰经，二曰史，三曰掌故，四曰义，五曰词章。日一登堂讲学，诸生敬侍，威仪严肃。先生博闻强记，不挟一卷，而征引群书，贯穿讽诵，不遗只字，学者录之，即可成书一卷，今所传《礼山讲义》，是也，然十不能得六七。至夫大义所关，名节所系，气盛颊赤，大声震堂壁，听者悚然。为才质无似，粗闻大道之传，决以圣人为可学，而尽弃俗学，自此始也。先生天才敏隽，少以神童闻于粤。方十三龄，仪征阮文达督粤而召之，试诗而大惊。辟学海堂，授为都讲，沉浸经史、掌故、词章之学，凡吾粤长老，若曾勉士之经，侯君谟之史，谢兰生之词章，皆翕受而自得之，旁及金石、书画，罔不穷经极微。当是时，汉学方盛，饾饤为上，猎琐文而忘大谊，矜多闻而遗躬行。先生夐识高行，独不蔽于俗，厉节行于后汉，探义理于宋人，既则舍康成，释紫阳，一一以孔子为归，其行如碧霄青云，悬崖峭壁，其德如粹玉馨兰，琴瑟彝鼎，其学如海，其文如山，高远深博，雄健正直，盖国朝二百年来，大贤巨儒未之有比也。黎洲精矣，而奇佚气多；船山深矣，而矫激太过。先生之学行，或于亭林为近似，而平实敦大过之。著书满家，以为所知，有《国朝学案》、《国朝名臣言行录》凡百卷，《蒙古记》、《晋乘》各数十卷，诗文数十卷，晚岁皆自焚之，世多疑焉。意者先生疾世之哗嚣，多以文学炫宠，而以身为法耶？夫言之不足化人久矣，文人之亡实多矣。天下无我是书，而教化遂以陵夷，人心遂以熄绝，则其书必当存也。天下无我是书，而教化亡大损，人心未至灭，则先圣先哲之遗书具在，循而行之，大道可宏，生民可救，则何以著作炫世乎？孔子曰：“予欲无言。”子思述《中庸》之末曰：“声色之以化民末也。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先生之德，于是至矣。后之人受不言之教，以躬行为归，何必遗书，何必遗书。否则著书等身而中心薮慝，其书愈多，其名愈章，其坏风俗、败国家愈甚，是毒吾民也，奚取焉。予小子稍有所述作，每念先生焚书之旨，未尝不反省而悚然曰：“吾岂有心欤！抑出不得已、不忍人之心欤？其昔人曾发之而亡待己之喋喋欤？否则宜焚之也。”先生卒于光绪壬午之春，年七十五。诗文既尽焚，无一传，同门友营祠墓毕，议遗文。简广文竹居、胡茂才少恺皆博学高行，以先生恶表襮哗嚣，绍述遗旨，相约勿刻，至于今又垂三十年矣。虽然，令先生无一字流于后世，于先生至人之德、不言之教则不背矣。于后人思慕之意，则非也。先生嗣子之绂明敏克家，搜辑先生佚诗文于乡里中，得《是汝师斋诗》一卷，《大疋堂诗集》一卷，皆三十岁前作，及佚文数十篇，皆书札为多，盖皆流传于外，先生无从焚者。先生之文雄深疋健，深入秦汉之奥，为今所为文，皆受法于先生。此率尔之文，少日之作，诚不足以见先生之万一。然丹凤一羽、夏鼎一足，得之亦为至宝。与其弃之，无宁过而存之，且大义亦时见焉。后之学者，稍闻遗训而瞻文采，不犹愈于无耶？故敢违先生之旨，负同门之约，刻而布之，诚知罪戾，不遑避矣。先生讳次琦，号稚圭，又字子襄，南海县人，道光丁未进士，行事详于《平阳水利碑》，用弁卷端。其《是汝师斋诗》，刻于粤之学海堂。光绪三十四年秋九月，弟子康有为记。

    盖诵说次琦如此。然有为之学，从次琦入，而不从次琦出。次琦制行谨笃，而有为权奇自喜。次琦学宗程、朱，而有为旁骛西汉，称微言大义，自负可为帝王师，言天下大计。早岁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义》。后见井研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廖平者，王闿运弟子。闿运以治《春秋公羊》闻于时。平受其学，著《四益馆经学丛书》十数种，阐今文家法，开蜀学。尝以其间来游南海广雅书院，而有为之通《公羊》，明改制，盖染于平之说者为多也。有为最初所著书曰《新学伪经考》。“伪经”者，谓《周礼》、《逸礼》、《左传》及《诗》之《毛传》，凡西汉末刘歆所力争立博士者。“新学”者，谓新莽之学。时清儒诵法许、郑者，自号曰汉学。有为以为此新代之学，非汉代之学，故正其名曰新学。而《新学伪经考》之作，最其要旨，一曰：“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曰：“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年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曰：“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曰：“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曰：“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而微言大义之所寄，则在于《春秋公羊》。有为之治《公羊》也，不龂龂于其书法义例之小节，专求其微言大义，即何休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者，定《春秋》为孔子改制创作之书，谓文字不过其符号，如电报之密码，如乐谱之音符，非口授不能明。又不惟《春秋》而已。凡六经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述而不作者误也。孔子盖自立一宗旨，而凭之以进退古人，去取古籍。孔子改制，恒托于古。尧舜者，孔子所托也，其人有无不可知，即有亦至寻常，经典中尧舜之盛德大业，皆孔子理想上所构成也。又不惟孔子而已。周秦诸子，罔不改制，罔不托古。老子之托黄帝，墨子之托大禹，许行之托神农，是也。近人祖述何休以治《公羊》者，若刘逢禄、龚自珍、陈立辈皆言“改制”，而有为之说实与彼异。有为所谓“改制”者，盖称“政治革命”、“社会改造”而言也。故喜言“通三统”，“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也。喜言“张三世”，“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孔子之改制，上掩百世，下掩百世，故尊之为教主。谓欧洲之尊景教，为治强之本，故恒欲侪孔子于基督，乃杂引谶纬之言以实之，于是有为心目中之孔子，又带有神秘性矣。具见所著《孔子改制考》。教人读古书，不当求诸章句训诂、名物制度之末，当求其义理。所谓义理者，又非言心、言性，乃在古人创法立制之精意。于是汉学、宋学，皆所唾弃。《伪经考》既以古文经为刘歆所伪造，《改制考》又以今文经为孔子托古之作。于是今文、古文，皆待考定。数千年共认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于是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之怀疑批评，而国人之学术思想，于是乎生一大变化。有为言孔子托古改制，而所以学孔子者，亦必出托古改制。孔子之托古改制，见其义于《春秋》，而有为之托古改制则托其说于《礼运》。有为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运》，谓“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礼运》之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归，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于身也，不必出为己。是谓‘大同’。”有为谓此为孔子之理想的社会制度，曰“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后世之所谓“民治主义”存焉。曰“讲信修睦”，后世之所谓“国际联合主义”存焉。曰“人不独亲其亲”，“使老有所归”，“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后世之所谓“老病保险主义”存焉。曰“不独子其子”，使“幼有所长”，后世之所谓“儿童公育主义”存焉。曰“壮有所用”，曰“男有分”，后世之所谓“职业国定主义”存焉。曰“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诸己”，后世之所谓“共产主义”存焉。曰“力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后世之所谓“劳作神圣主义”存焉。谓《春秋》所谓“太平世”者即此。乃衍其条理为《大同书》，凡若干事：（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二）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四）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入育婴院。（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七）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九）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十一）警惰为最严之刑罚。（十二）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十三）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大同书》之具体计划如是。全书数十万言，于人生苦乐之根原，善恶之标准，言之极详辩，然后说明其立法之理，其最要之关键，在毁灭家族。有为谓：“佛法出家，求脱苦也，不如使其无家可出。谓私有财产为争乱之源，无家族，则谁复乐有私产。若夫国家，则又随家族而消灭者也，夫而后大同之世，不蕲而自至。”有为悬此鹄为人类进化之极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外，独树新义，固一无依傍，一无剿袭，著书立说在三十年前，而其理想与今世所谓“世界主义”、“社会主义”者多合符契，而国人之政治思想，于是乎又生一大变化。凡此皆次琦所不敢道，不知道者也。初有为从学次琦，凡六年而次琦卒。又屏居独学于南海之西樵山者四年，乃出而有事于四方。北走山海关，登万里长城；南游江汉，望中原；东诣阙里谒孔林，浪迹于燕、齐、楚、吴、荆、襄之间，察其风土，交其士大夫；西溯江峡，如桂林。畴昔山中所修养者，一一案之经历实验，如是者五六年。尝以其间道香港、上海，见西人殖民政治之完整，属地如此，本国之更进可知。因思其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学问以为之本原。乃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各书，尽读之。时所译者皆初级普通学，及工艺、兵法、医学之书，否则耶稣经典论疏耳，于政治、哲学，毫无所及。而有为以其天禀学识，别有会悟，能举一以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辟一蹊迳。有为自言：“上海制造局译印新书始于同治三年，其书经所购自读及送人者共三千余册，综计制造局开办以来，三十年间鬻书总额，不过一万一千余册，而其一人所购，竟达四分一以上。”可见当日风气之不开，而有为能自任以开风气也。既而造京师，乃上书乞见尚书乞师傅翁同龢，请间言事，不纳。时同龢以毓庆宫师傅，为户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清德雅望，重于朝廷。有为又因国子监祭酒盛昱以通于同龢，具封事，极陈时局艰危，请及时变法以图自强，乞为代奏。同龢恶其讦以为直，曰：“无裨时局，徒长乱耳。”书格不达，独户部侍郎曾纪泽于有为变法之议，相视莫逆。而有为献议，以朝鲜辟为万国公地，纪泽尤为赏叹云。然无术以进之。有为既郁无所舒，乃游心艺事，于厂肆间，搜得汉魏、六朝、唐宋碑版数百本，从容玩索，学为书，其执笔本得法于朱次琦，主虚拳实指，平腕竖锋，其用墨浸淫于南北朝，而知气韵胎格，乃广泾县包世臣所著，曰《广艺舟双楫》，论篆隶变化之由，派别分合之故，世代迁流之异，而序其端曰：

    可著圣道，可发王制，可洞人理，可穷物变，则刻镂其精，冥其形为之也。不劬于圣道、王制、人理、物变，魁儒勿道也。康子戊巳之际，旅京师，渊渊然忧，悁悁然思，俯搅万极，塞钝勿施，格绌于时，握发然，似人而非。厥友告之曰：“大道藏于房，小技鸣于堂，高义伏于床，巧奰显于乡。标枝高则陨风，累石危则坠墙。东海之鳖，不可入于井；龙伯之人，不可钓于塘。汝负畏垒之材，取桀栈，取榈栌，安器汝。汝不自克以程于穷，固宜哉。且汝为人太多，而为己太少，徇于外有而不反于内虚，其亦暗于大道哉。夫道，无小无大，无有无无。大者，小之殷也。小者，大之精也。蟭螟之巢蚊睫，蟭螟之睫又有巢者。视虱如轮，轮之中虱复傅缘焉。三尺之画，七日游，不能尽其蹊径也。拳石之山，丘壑岩峦，?深窅曲，蠛蠓蚋生，蛙之衣，蒙苴茂焉。一滴之水，容四大海，洲岛烟立，鱼龙波谲，出日没月。方丈之室，有百千亿，狮子广坐，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反汝虚室，游心微密，甚多国土，人民丰实，礼乐黼黻，草木龙郁，汝冲禫其中，弟靡其侧，复何骛哉？盍黔汝志，锄汝心，悉之以阴，藏之无用之地以陆沉。山林之中，钟鼓陈焉；寂寞之野，时闻雷声。且无用者，又有用也。不龟手之药，既以治国矣。杀一物而甚安者，物物甚安焉。苏援一枝而入微者，无所往而不进于道也。”于是康子翻然捐弃其故，洗心藏密，冥神却扫，摊碑摛书，弄翰飞素，千碑百记，钩午是富，发先识之复疑，窍后生之宦奥，是无用于时者之假物以游岁暮也。国朝多言金石，寡论书者，惟泾县包氏之扬之，今则孳之衍之，凡为二十七篇，论书绝句第二十七。永维作始于戊子之腊，实购碑于宣武城南南海馆之汗漫舫，老树僵石，证我古墨焉。归欤于己丑之腊，乃理旧稿于西樵山北银塘乡之澹如楼，长松败柳，侍我草玄焉。凡十七日，至除夕，述书讫，光绪十五年也。述书者，西樵山人康有为也。

    有为论书绝精，顾强不知以为知，夸诞其词，所作又不能称是，而转折多圆笔，六朝转笔无圆者，傥所谓“吾眼有神，吾腕有鬼”《广艺舟双楫·述学篇》语，不足以副之欤？有为固自知之矣。

    有为既以上书言变法，被放归西樵山。乡人目为怪。新会梁启超方与南海陈千秋同学于学海堂，独好奇，相将谒之，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共请有为开馆讲学，而以岁之辛卯光绪十七年，于长兴里设黉舍焉，则所谓万木草堂是也。二人者，既夙治汉儒许、郑之学，千秋尤精洽，闻有为说，则尽弃其学而学焉。《新学伪经考》之作，二人者多所参议也。有为经世之怀抱在大同，而其观现在以审次第，则起点于小康、拨乱。有为论政之鹄的在民权，而其揆时势以谋进步，则注意于君主立宪。虽著《大同书》，然秘不以示人，其弟子最初得读此书者，惟陈千秋、梁启超，读则大乐，锐意欲宣传其一部分，有为弗善也，而亦不能禁其所为，后此万木草堂学徒多言大同矣，而有为谓：“今方为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其教弟子，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其教旨专在激厉气节，发扬精神。其学纲，曰志于道格物克己，励节慎独，据于德主静出倪，养心不动，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依于仁敦行孝弟，崇尚任恤，广宣教惠，同体饥溺，游于艺礼、乐、书、数、画、枪。其学目，曰之理之学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学、宋明学、泰西哲学，考据之学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科学，经世之学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际应用学、群学，文章之学中国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其课外作业，曰演说每月朔望课之，曰札记每日课之，行之校内者也；曰体操每间一日课之，曰游历每年假时课之，行之校外者也。而其组织则有为自为总教授，而立学生中三人或六人为学长，曰博文科学长主助教授及分校功课，约礼科学长主劝勉品行、纠检威仪，干城科学长主督率体操。其图书仪器之室，亦委一学生专司之，曰书器库监督。凡学生人置一札记簿，日记读书治事所心得以自课，月朔则缴呈之，而有为为之批评焉。甲午，入京师，以《新学伪经考》献同龢，欲以微感其意，而同龢狃于故常，惊诧不已，以为真说经家一野狐也，益不欲见之矣。方是时，我败于日，海军歼焉，乃率其徒从礼部试，公车入都者凡数千人，上书申变法之议，世所传“公车上书”者是也。中国之有群众的政治运动，于是乎托始。及赴礼部试，题为“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而有为试文，结语曰：“孔子大矣。孰知万世之后，复有大于孔子者哉。”盖隐以自况也。房考阅之，咋舌弃去。至明年乙未成进士，出侍郎李文田之门。文田恶其敢为诡诞，殿试得有为卷，抑置三甲，遂授职工部主事，不得翰林，有为大恨，竟削门生之籍。自是四年之间，凡七上书，申前议。而有为自负其口，工捭阖，于古今中外史迹，及人名、年号、统计之数目字，皆能历举无讹，见者惊其强记，而论议纵横，放得开，收得住，波澜极壮，首尾条贯，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既通籍，住上斜街，仍颜其室曰万木草堂，仆从十许人，夹陛侍立，如王公贵人，久宦京朝，宾朋杂遝，争以望见颜色为幸。徒从既众，乃立强学会于京师，继设分会于上海，寻复开保国会于北京。朝论渐变，声生势张，旬日之间，必遍谒当国贵臣，见辄久谈，或频诣见。时翁同龢最号得君，在毓庆宫授帝读久，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又为军机大臣，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以忠诚结主知，以和平剂群嚣，天下之士奔走其门，而亦有为之所欲藉重以要君者也。乃谒同龢于总理衙门，高睨大谈，其大要归于变法，所具封事，曰立制度、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借外债数大端，同龢心愤其狂而无以难也，为递折上。有为七上书而姓名达帝听，其最后书，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德宗诵之感愤，诏以有为前后折并《俄皇彼得变政记》皆呈慈禧太后览，而命同龢宣索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分递进。同龢对与有为不往来，帝问何也，曰：“此人居心叵测。”帝曰：“前此何以不说？”对曰：“臣顷见其所著《孔子改制考》知之。”帝默然。间日，帝又宣索有为书，同龢对如前，帝发怒诘责，同龢对传总署令进。帝以同龢老臣，又师傅，必欲藉以进有为而间执诸大臣之口，不许，曰：“着汝诣张荫桓传知。”同龢曰：“张荫桓日日进见，何不面谕？”帝终不许。同龢退，乃告荫桓。同龢既不悦于有为，而有为则故固不知，日日扬言于朝曰：“翁师傅荐我矣。谓康某才百倍老臣也。”德宗则既激发于有为之上书，乃以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四日下诏誓改革，其诏草则仍以属同龢，而同龢先以视其门生南通张謇者也。顾二十七日，即下诏斥同龢揽权狂悖，开缺回籍。同龢则闻驾出，亟趋赴宫门，伏道旁碰头，帝回顾无言，神采极凋索也。于是文武一品官及满汉侍郎补缺者，咸具折谢太后。太后则已有疑于帝矣，特逐同龢以示警耳，而帝不为意。二十八日，召见有为，诏悉进所著书，曰《日本明治变法考》，曰《俄大彼得变政致强考》，曰《突厥守旧削弱记》，曰《波兰分灭记》，曰《法国革命记》，曰《孔子改制考》，曰《新学伪经考》，曰《董子春秋学》，凡八种。德宗既读所进《波兰分灭记》一种，泪承于睫，汍澜湿纸，曰：“吾中国几何不为波兰之续矣。特赏给编书银二千两。”又以有为言，显擢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四人，均著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所谓四新参者是也。废八股，开学堂，汰冗员，广言路，凡百设施，不循故常，而有为发纵指示，实管其枢。内阁学士阔普通武又以有为指，奏请行宪法而开国会。廷议不以为然，德宗决欲行之，大学士孙家鼐谏曰：“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帝喟然曰：“朕但欲救中国耳。若中国得救，朕虽无权何害。”于是大臣不悦。大学士荣禄既出为直隶总督，谒帝请训，适有为奉旨召见，因问何辞奏对，有为第曰：“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荣禄唯唯，循序伏舞，因问皇上视康有为何如人，帝叹息不早用也。已而荣禄赴颐和园谒辞皇太后。时李鸿章新失职，放居贤良祠，谢皇太后赏食物，同被叫入。荣禄奏：“康有为乱法非制。皇上如过听，必害大事，奈何？”因顾鸿章，谓：“鸿章多历事故，不可不为皇太后言之。”太后问曰：“鸿章意云何？”鸿章即叩头称皇太后圣明。太后叹息：“儿子长大，宁知有母。我问不如不问。汝为总督，凭汝所知好为之，勿负我。”荣禄即退出。有为告人：“荣禄老辣，我非其敌也。”太后既以荣禄言益疑德宗，谭嗣同又进密计，说帝召见武卫军统领袁世凯，好言抚之，擢兵部侍郎，而嗣同夜驰谒世凯，传帝旨，诏以勒兵废太后和诛荣禄。世凯患嗣同躁，又惮荣禄，不即发也。荣禄则微有闻，伺世凯来谒，卒问之。世凯既不得隐，则以归诚于荣禄。事泄，太后怒，临朝训政，夺帝柄而锢诸，急逮御史杨深秀及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与有为之弟曰广仁者，骈戮焉，世所谓戊戌六君子者也。然太后终疑帝之任有为，以翁同龢故，乃下诏罪同龢，著地方官严加管束，禁交关宾客，其词以荐康有为也。独有为先期得帝旨，令逃走，且曰：“他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则微行之上海，得英人以兵舰迎护，致香港，仅乃免于难也。遂署号曰更生。自是亡命海外，作汗漫游者十六年，随从奴子皆顶戴如戈什。华侨望见，疑为中国大臣，输款佽左，日盈于门，则以其间纠合海内外同志，名其会曰保皇会，一以声援在幽之德宗，一以消杀革命之势力，卒无有成功而意气不衰。足迹所之遍十三国，率以为莫吾中国若也。作《爱国歌》以见意曰：

    登地顶昆仑之墟，左望万里，曰维神洲。东南襟沧海，西北枕崇丘。岳岭环峙，川泽汇流。中开天府之奥区，万国莫我侔。

    我江河浩浩万余里，其余百川无涯涘。江南十里必有川，深广可以泛汽船。新头恒河与密士失必，浅窄仅比我小泉。来因、多铙、泰吾士，先河、秦摆，皆是短小流涓涓。幼发拉的、底格里两河，难比江河之长源。万国无我水利专。巨山广泽，大野深林。原隰陵衍，江湖溪浔。千百里间，必备崇深。相彼印度与北美，万里平原无寸岭。埃及、波斯、阿拉伯，沙漠沉沉。地形自欧洲之外兮，无与我并驾而倚衿。

    地兼三带，候备寒暑。川岳含珍，原野平楚。五金荟萃，万宝繁。以花为国，灿烂天府。横览大地，莫我能与。

    鸟兽昆虫，果窳草木。亿品万汇，物产繁毓。羽毛齿革，锦绣珠玉。衣食器用，内求自足。五色六章，袨丝为服。饮馔百品，美备水陆。冠绝万国，犹受多福。

    巍巍我祖，懿惟黄帝。天启神灵，创始治世。监视万国，无如赤县地。自昆仑西，东徙临莅。时巡镇抚，师兵营卫。有苗蚩尤，铁额铜头。是戮是平，乃统九洲。力牧开辟，风后宣猷。仓颉制字，文明休休。

    惟我文明，曰五千年。历史绵远莫我先。埃及金字陵，中绝文明不传。印度九十六道，微妙多不宣。惟我圣作文字远而存，尧舜让帝创民主，孔子改制文教宣。汉、唐开辟益光大，东亚各国皆我文化权。希腊兴周末，文章盛贺、梅。罗马更是强汉世，皆只当我云来孙。何况欧洲诸国之后生，岛陆群种属更何言？

    我同胞兮祖轩辕，世本族谱百世传。皆诸侯大夫遗子孙，金枝玉叶布中原，于今兄弟五万万同一源。地球之大姓，莫我远原。万国之人民，莫我庶繁。

    中华地大比全欧，全国同文东亚洲。日本、高丽、安南，皆我语言文字之遗留。虽有闽粤音稍转，十六省语能通邮。印度文二十，语言分四流。欧洲十余国，国国语文殊异难搜求。奥国十四文，英之威路士与爱尔兰，语言殊异难讲闻。彼遍设铁路尚如此，我无铁路乃能同语文。大地同化之力，无如我神。

    神禹开华夏，秦汉大一统。长城万里压，张骞西域远凿空。汉武、唐太鞭四夷，南朔东西皆入贡。郭侃百日灭波斯，天朝自右诸蛮重。亚洲国土我最尊，上国之人众所奉。至今安南、印度称阿叔，二千年内神威动。

    我人相好端金色，我人聪明妙神识。我国制作最先极，据几着袴持箸饮。突厥、印度、埃及号文明，不袴手食坐地席。英用刀匕二百年，倍根之世尚不识。惟我圣贤豪杰多如鲫，文化武功如交织。我心怦怦起感激，大地文明世家我第一。

    我若生高丽兮，一时胁罢兵而亡。噫！我若生阿富汗、暹罗之小国寡民兮，虽自厉而无能强。噫！我若生印度兮，久为奴而无乡。噫！我若为突厥、波斯之人兮，教力压而难扬。噫！我即为荷兰、比利时、瑞典、丹墨之国民兮，蕞尔强善而难张。噫！我又为德、法、奥、意诸强之民兮，争雄于欧，而难逞大力于太平洋。噫！方霸义之相竞兮，非有广土众民难回翔。唯我有霸国之资兮，横览大地无与我颉颃。我何幸生此第一大国兮，神气王长。

    我之哲学包东西，我无压力无所迷。我欲自强兮，一号而心齐。大呼而奋发，气锐神横飞。我速事工艺汽机兮，可以欧美为府库。我人民四五万万兮，选民兵可有千万数。我金铁生殖无量兮，我军舰可以千艘造。纵横绝五洲兮，看黄龙旗之飞舞。

    有为不以诗名，然辞意非常，有诗家所不敢吟、不能吟者。盖诗如其文，糅杂经语、诸子语、史语，旁及外国佛语、耶教语，而出之以狂荡豪逸之气，写之以倔强奥衍之笔，如黄河千里九曲，浑灏流转，挟泥沙俱下，崖激波飞，跳踉啸怒，不达海而不止，返虚入浑，积健为雄，权奇魁垒，诗外常见有人也。自负为先知先觉，及为文章，誉己如不容口。言大道，则薄后进而以为不如我知。论政俗，则轻欧美而以为不及中国，每语人曰：“未游欧洲者，想其地皆琼楼玉宇，视其人若皆神仙才贤，岂知其放僻邪侈，诈盗遍野。故谓百闻不如一见也。”时亦以此召闹取怒。然笔墨通于情性，而怪奇伟丽往往震发于其间，此所以使好奇爱博者不卒弃也。方居外国为亡人，受其保护，而议论常轻之，自矜自重，尤喜以孔子学说，衡量欧美一切宗教、道德、政治、风俗，犹之林纾以古文义法，衡量欧美文学也。所言之韪不免于非，而要期于辅世长民，拂俗匡时，足以资论证，备考镜。其论宗教曰：“吾于二十五年前，读佛书与耶氏书，窃审耶教全出于佛。其言灵魂，言爱人，言异术，言忏悔，言赎罪，言地狱天堂，直指本心，无一不与佛同。其言一神创造，三位一体，上帝万能，皆印度外道之所有，但耶改为末日审判，则魂积空虚，终无入地狱、登天堂之一日，不如说轮回者之易耸动矣。其言养魂甚粗浅，在佛教中，仅登斯陀含果，尚未到罗汉地位。考印度九十六道之盛，远在希腊开创之先，则七贤中毕固他拉之言灵魂，戒杀生，已有所自。盖希腊之与印度，仅隔波斯，舟车商贾大通，则文学教化，亦必互相输转。波斯已侵印度，至亚力山大半吞印度，印之高僧人士，必多有入波斯、希腊而行于巴勒斯坦、犹太之间，此尤浅而易征者矣。且以外仪观之，耶教亦无一不同于佛教焉。不娶妻，一也。出家不仕宦，二也。堂上供像以敬礼，或木像、金像、画像，三也。左右设白蜡烛多对，烧香，四也。案上陈花瓶，五也。神前设坛，几案布席，六也。供酒食，七也。僧衣袈裟亦有斜条，八也。合掌跪拜，九也。肩挂数珠，或手弄之，乃至人民多然，女子颈皆挂之，与蒙满俗同，而今施之中国长官矣，十也。神前昼夜点长明灯，十一也。鸣钟磬，十二也。神前跪诵经，十三也。朝夕礼拜讽诵，十四也。有食斋日，断肉，十五也。僧居寺中修习，十六也。女尼，十七也。出游着法服，十八也。削发之一部，十九也。有僧正、法王统之，二十也。路德之娶妻改像法，犹日本亲鸾之改真宗，西藏莲华生之娶妻改红教，虽人情盛行，实非教主正义。考其内心外礼，无一不同，其为出于印之教无可疑。英之学士多证其然。恶士佛大学教习麦古士米拉作《宗教起元论》，以《新约》证之佛典皆同，尤可为据矣。佛兼爱众生，而耶氏以鸟兽为天之生以供人食，其道狭小不如佛矣。然其境诣虽浅，而推行更广大者，则以切于爱人而勇于传道，其传道者曾以十三代投狮矣。耐劳苦，不畏死而行之，而又不为深山枯寂闭坐绝人之行，日为济人之事，强聒不舍，有此二者，此其虽浅易而弥大行欤？夫道在养魂，行在医济，身神并有以养，而又以大仁大勇推之，蔑不济矣。虽近者哲学大盛，哥白尼、奈端重学日出，达尔文物体进化之说日兴，其于一神创造上帝万能之理，或多有不信。然方今愚夫多而哲士少，尚当神道设教之时，设无畏警，则尽藉人力，其于迁善改过者必不勇。盖观于朱子为无鬼论而可证矣。耶教以天为父，令人人有四海兄弟之爱心，此其于欧美及非亚之间，其补益于人心不鲜，但施之中国，则一切之说，皆我旧教之所有。孔教言天至详，言迁善改过，言鬼神，无不备矣，又有佛教补之。民情不顺，岂能强施？因救人而兵争，至于杀人盈城野，未能救之而先害之，此则不可解者矣。求之中国，独墨子传道于巨子以为后，至死百余人而争之，可谓重大矣。巨子，即教皇也。墨子尊天明鬼，尚同兼爱，无一不与耶同。使墨子而成教主，中国亦有教皇出矣。但墨子有妻而多鬼，此则不同。其道太觳，夫不言魂而尚苦行，此必不可行者也。庄子以为去于王远，岂不宜哉？夫古之为教主者，多有异术以耸人心，观佛之服大迦叶及诸梵志，皆以异术，耶稣亦然。墨子乃从哲学者，王阳明亦直指本心，颇与耶同，然皆有道而无术。于吉之流，有术无道。惟张道陵尊天尚仁，又有符咒之术，道术全备，殆与耶同。其张角三十六方同日起，几成教皇矣，而一败不振。而晋名臣谢安、郄鉴等尚奉其道，卢循亦然，必有可观者。若寇谦之所挟大矣，然又有术无道。推诸子所以致败，则以中国孔子之道，无所不备，虽以佛教之精深，尚难大行，况余子哉？其中虚者，外得侵之，其中实者，外物不入。中国本自有至精美之教，此诸子之所以难大盛也。故佛教至高妙矣，而多出世之言，于人道之条理未详也。基督尊天爱人，养魂忏恶，于欧美为盛矣，然而今中国人也，于自有之教主如孔子者，而又不尊信之，则是绝教化也。夫虽野蛮亦有其教，则是为逸居无教之禽兽也。今以人心之败坏，风俗之衰敝，稍有识者，亦知非崇道德不足以立国矣。而新学之士，不能兼通中外之政俗，不能深维治教之本原。以欧美一日之强也，则溺惑之。以中国今兹之弱也，则鄙夷之。溺惑之甚，则于欧美敝俗秕政，欧人所弃余者，摹仿之，惟恐其不肖也。鄙夷之极者，则虽中国至德要道，数千年所尊信者，蹂躏之，惟恐少有存也。于是有疑孔教为古旧不切于今者，有以为迂而不可行者。吁！何其谬也。夫伦行或有与时轻重之小异，道德则岂有新旧、中外之或殊哉？而今之新学者，竟嚣嚣然昌言曰：方今当以新道德易旧道德也。嗟夫！仁义礼智忠信廉耻，根于天性，协于人为，岂有新旧者哉？《中庸》之言德，曰聪明睿智，宽裕温柔，文理密察，斋庄中正，发强刚毅，而仁智勇为达德，岂有新旧者哉？岂有能去之者哉？欧美之贤豪，岂有离此德者哉？即言伦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忠，夫义妇顺，朋友有信，岂如韩非真以孝弟忠信贞廉为六虱乎？则必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君不仁，臣不忠，夫不义，妇不顺，朋友欺诈而不信，然后为人而非虱，为新德而非旧道乎？推彼之言新道德者，盖以共和立国，君臣道息，因疑经义中之尊君过甚也，疑为专制压民之不可行也。岂知先圣立君臣之义，非专为帝者发也。传曰：‘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仆，仆臣隶，隶臣皂，皂臣舆，舆臣台。’由斯以观，士对大夫为臣，而对仆为君，仆对士为臣，而对隶为君矣，故严其父母曰家君，尊家长曰君，此庶人亦为君之证也。故秦汉人相谓为君臣。汉晋时，郡僚对郡将称臣，且行君臣之义焉。而今人与人言，尚尊人为君，自谦为仆焉。盖君臣云者，犹一肆、一农之有主伯、亚旅云尔。其司事总理之主者，君也。其奔走分司百执事之亚旅，臣也。总理待百执事，当仁而有礼。百执事待总理，当敬而尽忠，岂非天然至浅之事义，万国同行之公理者哉？岂惟欧美力行之，其万国前有千古，后有万年，岂能违之哉？藉使总理之待百执事，不仁而无礼，百执事之待总理不忠而傲慢，其可行乎？若以是为道，恐一商肆、一工厂、一农场之不能立也。自梁以后，禁属官不得称臣，改称下官，于是臣乃专以对于帝者。今若不以君臣为然，则攻梁武帝，可也。以疑孔子，则无预也。孔子之作《春秋》也，各有名分，其道圆周，故书君，君无道也，书臣，臣之罪也。莒人弑其君庶其，《公羊》曰：‘书人以弑者，众弑也，君无道也。’岂止诛臣弑君而已哉。故孟子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孔子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今之言革命者，实绍述于孔子。若必如宋儒尊君而抑臣，则孔子必以汤武为篡贼矣。盖孔子之道，溥博如天，并行不背，曲成不遗，乃定执君臣一义以疑圣，岂不妄哉。孔子于礼设三统，于《春秋》成三世，于乱世贬大夫，于升平世斥诸侯，于太平世去天子。故《礼运》孔子曰：‘大道之行也，某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孔子之所志也，但叹未逮其时耳。孔子何所不备。法国经千年封建压制之余，学者乃倡始人道之义，博爱、平等、自由之说。新学者言共和慕法国者，闻则狂喜之，若以为中国所无也，揭竿树帜以为新道德焉，可以易旧道德也。夫人道之义固美也。《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释之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故人与仁合，即谓之道。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故《中庸》又曰：‘道不远人，人之远人，不可以为道，故以人治人，改而止。’则人道之义，乃吾《中庸》、《孟子》之浅说，二千年来，吾国负床之孩、贯角之童，皆所共读而共知之，昔日八股之士，发挥其说，鞭辟其辞，无孔不入，际极天人，是时欧人学说未出未发，但患国人不力行耳，不患不知也。乃今得人道二字奉为舶来之新道德品，而以为中国所无也，真所谓家有文轩而宝人之敝驷也。夫《中庸》、《孟子》，孔子之学也，非僻书也，而今妄人不学无知，而欲以旧道德为新道德也。人有醉狂者，见妻于途，惊其美而搂之，以为绝世未见也。及归而醒，乃知其为妻也。今之所谓新道德者，无乃醉狂乎。《论语》曰：‘仁者爱人。'‘泛爱众。’韩愈《原道》犹言：‘博爱之谓仁。'《大学》言平天下曰：‘絜矩之道。'《论语》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岂非所谓博爱、平等、自由而不侵犯人之自由乎？《论语》、《大学》者，吾国贯角之童、负床之孙，所皆共读而共知之，昔日八股之士发挥其说，鞭辟其义，际极人天，是时欧人学说未出未发，患国人不力行也。乃今得博爱、平等、自由六字，奉为西来初地之祖诀，以为新道德品，而以为中国所无也，真所谓家有锦衣而宝人之敝屣也。夫《论语》、《大学》，孔子之学也，非僻书也，而今妄人，不学无知，而欲以新道德为旧道德也。贫子早迷于异国，遇父收恤抚养之而不知也，谬以为他富人赠以璎珞也，今之妄人，不学无知，奚以异是也。以《论语》、《大学》、《中庸》之未知未读，而妄攻孔子为旧道德。夫孔子以人为道者也，故公羊家以孔子为与后王共人道之始。盖人有食味、被服、别声、安处之身，而孔子设为五味、五色、五声、宫室之道以处之。人有生我、我生、同我并生、并游并事偕老之身，而孔子设为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之道以处之。内有身有家，外有国有天下，孔子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以处之。明有天地、山川、禽兽、草木，幽有鬼神，孔子设为天地、山川、禽兽、草木、鬼神之道以处之。人有灵气魂知死生运命，孔子于明德养气、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无不有道焉，所谓人道也。上非虚空之航船道，下非蛇鼠之穿穴道，孔子之道，凡为人者不能不行之道。故曰：‘何莫行斯道也。’凡五洲万国，教有异，国有异，而惟为僧出家者，不行孔子夫妇之一道而已。此外乎？凡圆颅方趾号为人者，不能出孔子之道外者也。夫教之道多矣，有以神道为教者，有以人道为教者，有合人神为教者，要教之为义，皆在使人去恶而为善而已，但其用法不同，圣者皆是医王，并明权实而双用之。古者民愚，阴冥之中，事事物物，皆以为鬼神，圣者因其所明而怵之，则有所畏而不为恶，有所慕而易向善，故太古之教，必多明鬼，而佛、耶、回乃因旧说，为天堂地狱以诱民。独孔子敷教在宽，不语神怪，不尚迷信，故教以仁让，务民之义，不如佛、耶、回之天志、明鬼。然治古民用神道，渐进，则用人道。吾昔者视欧美过高，以为而渐至大同，由今按之，则升平尚未至也。孔子于今日犹为大医王，无有能易之者。而病者乃欲先绝医，殆死矣。”则是欧洲宗教道德，不如中国者一也。论政治曰：“人民之性，有物则必争，平等则必争，至于国土尤争之甚者，故自种族而并成部落，自部落而合成国家，自国家而合成一统之大国，皆经无量数之血战，仅乃成之。故自分而求合者，人情之自然。孔子倡大一统之说，孟子发定于一之论，盖目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故大倡统一以救之。李斯绍述荀卿之儒学，预闻微言，故丞相绾等请立诸子以为侯王，始皇用李斯言不行，乃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自是封建废，中国遂以二千年一统，民安其生，比之欧洲千年黑暗之乱祸，其治安多矣。然我国幸而一统得以久安，不幸则以无竞争而退化。求所由然，则我国地形，以山环合。欧西地形，以海回旋。山环，则必结合而定一。海回，则必畸零而分峙。故马其顿、罗马之一统，实年不过六七百，而战国、三国、六朝、五代之分裂，亦不过六七百年。我国数千年，以合为正，以分为变。欧洲数千年，以分为正，以合为变。此则其大同而相反之故，而一切政俗因之。呜呼！岂非地形哉。我昔尧舜咨岳，盘庚进民，岂非宪政公诸庶民之具体？而中国亘古乃无议院政体，民举之司者，国民非不智也，地形实为之也。盖民权之起，必由小国寡民，或部族酋长之世，地方数十里、十余里不等，人民自千数百至数万，人多相识，君不甚尊，去民不远，而贵族争政，君位难久，迭代为君，而渐陵夷以臻议院政体出焉。而欧洲数千年时之有国会者，则以地中海形势使然，以其港岛槎桠，山岭错杂，其险易守，故易于分立而难于统一；分立，故多小国寡民，而王权不尊，而后民会乃能发生焉。若印度则七千里平陆，文明已数千年，在佛时虽分立多国而皆有王，人民繁多，君权极尊，国体久成，非同部落。若波斯则自周时已为一统之大国，帝体尤严。埃及、巴比伦、亚西里亚更自上古已为广土众民之王国。至阿剌伯起立更后，不独染于旧制，亦其教理已非合群平等之义，益无可言。凡此古旧文明之国，则必广土众民而后能产出文明，既有广土众民，则必君权甚尊，而民权、国会皆无从孕育矣。况我中国之一统，已当黄帝、尧舜之世，盖古号九州为中国者，在大江以北，太行以南，旷野数千里，地皆平陆，无险可守，故为一统帝国之早之远，在万国之先，不止成国体、立君权而已，既为数千里之大国众民，则君权必尊，无可易者。统全大地论之，他国野番之部落，会议盖多，但无从得文明以立国。亚洲之文明立国已久，则以大国众民，君权久尊而坚定，无从诞生国会。惟欧洲南北两海，山岭丛杂，港汊繁多。罗马昔者仅辟地中海之海边，未启欧北之地，至欧北既启，则无有能统一之者。以亚洲之大，过欧十倍，而蒙古能一之。而欧洲之小，反无英雄定于一，故至今小国林立。而意大利、日耳曼中自由之市，若呢士、汉堡之类，时时存焉。至英以条顿种与挪曼人同漂泊于不立颠，传其旧俗而世行之。至西一千二百六十五年，约翰王时，遂定大宪章，日益光大，以至今日而推行于天下。英国世有王，而国会不废，久之且全夺王权，而成为立宪最坚之政体，而大地立宪政体皆法之，此为大地最奇特之事，亦绝无而仅有之事。盖考英当威廉由荷兰入主英国之时，当我清康熙二十七年，而是时英全国人口不过五百万，区区小国寡民，故克林威尔之革命，亦不过如春秋时列国之废逐其君，晋厉、宋殇之弑，鲁昭、卫辄之出，若是者不可胜数。卫人立晋，乃出于众，贵族柄政，盖视为常。苏格兰、阿尔兰之混一不久，上溯约翰世又四百年，计其时英国仅英伦一隅，当西一千二百六十五年，人民必不过二百余万，如威廉第一之世，不过百余万耳，立国于宋世，亦不过人口数万或十数万，名虽有王，不过如今滇、黔土司之酋长耳。盖民数甚少，则君不尊大，地僻海隅之一岛，则罗马及东方大一统之宏规不见，故能传其旧俗而不至灭绝。及文明大启，则国会已坚，而又有希腊、罗马议会故事，傅会之以为民治之极隆，而国会之制，遂为大地之师焉。故日耳曼之分国虽多，而独能传其旧俗者日耳曼开创之始，攘辟山林，粗开部落，未成国土，未有君王，部落既多，群族相斗，必开会谋之。凡称戈之卒皆得预议，不能荷戈者不得预会。所议者，公举头目将军及编兵之事，而预会者亦只有赞成可否之权，无发言之权。焚火射矢以集，众集于丘陵林丛，可者舞蹈，不可者击器以乱之，其大不愿者则投戈于地。此种集会，实为英伦国会制之俶落权舆矣，不属他国而属英伦，则以边海之小岛寡民故也。故曰地形使然也。然则中国之不为议院先进，非中国人智之不及，而地势实限之也。吾又游法国烟弗列武库，正室有各国戎衣，吾国御用甲胄及将士之服存焉。御用甲绣龙，铜片蔽足二，玉如意夹之，咸丰十年，法英联军入京得之者也。惟兵士衣宽袖褂，背心博袴，直非武服，置之各国兵服比校中，非止惭色，亦觉异观，不伦不类，鲜有不以为笑者。岂知吾国一统久矣，养兵仅为警察，只以捕内盗，原非以敌外侮，故谓通国数百年无兵可也。夫苟如欧洲之群雄角立，安得不治兵？观吾战国时，魏有苍头，秦有武骑，齐有武士，可见矣。惟为一统，天下一家，环我小夷皆悉主臣，听吾鞭笞，无敢抗行者，故可罢兵息民，仅存巡警，此真一统天下之宏规，而非欧人诸小竞争所能望我治平者也。然则兵衣宽博，乃益见吾一统久安不竞之盛规。但今者汽船大通，万国沟合，吾已夷为列国，非复一统，冬夏既更，裘葛殊异，而犹用昔者一统之规以待强敌，则大谬矣。然欧人经千年黑暗战争之世，苦亦甚矣。今读《五代史》，五十余年之乱杀，尚为不忍，而忍受千年之黑暗乱争乎？今中国迟于欧洲之治强，亦不过让之先数十年耳。吾国方今大变，即可立取欧人之政艺而自有之，岂可以数十年之弱，而甘受千年之黑暗乎？”则是欧洲分争，不如中国统一者又一也。论法治曰：“中国奉孔子之教，固以德礼为治者也。孔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太史公曰：‘法者，制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原也，故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中国数千年，不设辨护士，法律疏阔而狱讼鲜少。戴白之老，长子抱孙，自纳税外，未尝知法律。盖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国民自以礼义廉耻、孝弟忠信，相尚相激，而自得自由故也。今南洋华人父子兄弟之间，开口即曰‘沙拉’，‘沙拉’，欧化哉。‘沙拉’者，法律也。盖以个人独立之义，有国而无家，故薄恩义而但尊法律，然奸诈盗伪，大行于奉法之中。诚哉其免而无耻也。法治乎！何足尊！”则是欧洲法治，不如中国礼法者三也。论自由曰：“中国人之生长于自由而忘自由，犹之其生长于空气而不知空气为何物耳。世之浮慕共和、自由、平等者，必称法国。夫法国之所以不得不革命者，以法国王者之下，尚有群侯大僧之交为压制也。夫法之小，当吾两省耳，而建侯十万。当时德国封建三十万，奥封建二万。英尤至小，封建六万余。一侯之下，分地主无数。地主皆为封君，有治民之权。其税也，王取十之五，僧取十之四，侯则听其所取，乃至刈麦之刀、烧面之锅，必租于侯而不能自由。营业职工，皆有限禁，物价皆听发落，民之物产，随意没取。聚会言论，皆有禁限，违旧教者焚之。民刑皆无定律，惟判官之所轻重，而君大夫之夫人、公子、女公子，皆得擅刑讯罚而置私囚焉。民禁不得为吏，禁不得适异邦，但充封君之奴。女子惟封君之所取，其嫁也，必待封君之宿而后得配夫焉。民久苦压制之酷毒，故大呼不自由，无宁死也。所求自由者，非放肆乱行也，求人身之自由，则免为奴役耳，免不法之刑罚拘囚搜检耳，求营业之自由，免除一切禁限耳，求所有权之自由，不能随意没取耳，求聚会、言论、信教之自由，今煌煌著于宪法者是矣。求平等者，非绝无阶级也，求去其奴佃而得为官吏，预公议，民刑裁判纳税，皆同等而已。试问吾中国何如？中国之为小地主，听人民自有田地，盖自战国以至于今，乃在罗马未出现之前，不止日耳曼矣。自秦汉已废封建，人人平等，皆可起布衣而为卿相。虽有封爵，只同虚衔，虽有章服，只等徽章。刑讯到案，则亲王、宰相与民同罪。租税至薄，今乃至取民十分之一，贵贱同之。乡民除纳税、诉讼外，与长吏无关。除一二仪饰黄红龙凤之属，稍示等威，其余一切皆听民之自由。凡人身自由、营业自由、所有权自由、集会言论、出版信教自由，吾皆行之久矣。法大革命所得自由、平等之权利，凡二千余条，何一非吾国人民所固有，且最先有乎？但有之已数千年，而忘之不知夸耳。今吾国欲再求自由，除非遇店饮酒，遇库支银，侵犯人而行劫掠，必更无自由矣。今法人尚存世爵数万，仍有尊称，吾乃无之，吾国突进于法多矣。今吾国欲再求平等，则将放肆乱行，绝无阶级。法之平等、自由，果若此乎？嗟乎！纪纲尽破，礼教皆微，何以为治。故中国之人早得自由之福已二千余年，而今之妄人，不察本末，以欧人一日之强，乃欲并其毒病医方而并欲效法而服之。昔有贵人，有痈而割之，血流殷席，命几不保。有贫子美好无病，慕贵人之举动，乃亦引刀自割，貌为呻吟，已而剖伤难合，卒以自毙。今吾国妄人媚外者，自以为取法于法、德，发狂呼号，日以革命、自由为事，不几类美好贫子引刀自割，貌为呻吟，卒以创伤自毙者。岂止见笑于欧、美之识者，无病服毒，不其伤乎。”则是欧洲平等、自由，不如中国先进者四也。论妇女独立曰：“巴黎之以繁丽闻于大地者，在其淫坊妓馆，镜台绣闼，其淫乐竟日彻夜，己领牌之妓凡十五万，未领牌者不可胜数。若其女衣诡丽，百色鲜新，为欧土冠。各国王子，宁舍帝王之位而流恋巴黎之妓乐，而贵家妇女，亦多有出而为妓者。法人自由既甚，故妇女多不乐产子，有胎则堕之，以故户口日少。盖自同治九年，德法战时，法人已逾三千万，迄今亦不过三千余万，就此二三十年间，德之人，增至六千二百余万，英增至四千余万，而法乃日衰。若仍此不变，法可自绝灭，不待人灭绝之也。此其故何哉？一薄于教孝也。夫妇女之生子，自孕妊至诞育抚养，至苦矣。当其妊也，行动、饮食、卧起皆不便，男女之道又绝，至妊成而产，则痛苦呻吟如割，或有害及生命者。幸而母子无恙，则抚婴劬劳，乳之哺之，提之携之，夜则转侧号啼，病则抚摩按抱，时而竟夕不寐，当餐不食。以其生育之、抚养之劳苦之甚也，故孔子立法尚孝，教子报之，故《诗》曰‘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也。以中国之厚于父母，故女母乐于生子而望倚养于终身，报之于耆老，是故女有生子之望，人无堕胎之俗，故中国人民繁多，过于万国，盖有由也。今欧美之俗，人人自立，父母不能有其子，劬劳而抚子，子长而嫁娶，别父母而远居，积财而不养父母，岁时省亲，仅同作客，其父困绝而不必养，其母病而不之事。既无得子之报，然则为妇女者何所望于子，安肯舍性命、忍嗜欲、耐劳苦，而生之抚之，无宁预绝其萌以省事耶？一妇女自立也。凡天下之忍苦耐劳待人者，必其不能自立，不得已而出之者也。苟能自立，则自由绰绰，何事忍苦耐劳而待无所为之人哉？今妇女之于子也，产之至苦也，抚之至劳也，育之至艰也，不知若何艰苦，然后得子之成立，则待我之老而子养焉，待子之富贵而我尊荣焉，甘耐无穷之劳苦而思有以易之，今我自能养，我自能富贵尊荣，无事于求人待人，然则何为竭十余年之力，忍苦耐劳而生子养子哉？无宁预绝其萌而先堕之。美国堕胎之俗，有同于法，妇人居常之论，皆不愿有子矣。美之禁堕胎也，罚银六千元，囚三年，然不足以禁之。德、英妇女之好淫乐而自立，今虽未至于法之地位，然独立之风既扇，亦必不能久矣。其妇女为教习者，且多不愿嫁人。然则欧美之人口，不其危乎？嗟夫！天下万事，皆赖人类为之。若人类减少，则复愚，人类灭绝，则大地复为狉獉草昧之世。而人之生也，皆赖妇女，故妇人不愿有子，乃天下之大变。洪水猛兽，不烈于此者也。而法、美以文明自由闻，乃先有之，且盛行焉。立法之难，得乎此则失乎彼。抑女而过甚，则非男女平权之义；矫之以独立，又有生人道尽之悲。谈何容易，得其宜乎？今之学者，不通中外古今事势，但闻欧人之俗，辄欲舍弃一切而从之，谬以彼为文明而师之。岂知得失万端，盈虚相倚，观水流沙转而预知崩决之必至。苟非虚心以察万理，原其始而要其终，推其因而审其果者，而欲以浅躁一孔之见，妄为变法，其流害何可言乎？”则是欧洲妇女独立，不如中国教孝者五也。论衣服曰：“中国饮食、衣服之美，实冠万国，他日必风行万国。凡美者，人情之所爱。丝服之美，自在优胜劣败之例，不能以欧人一日之长而见屈也。吾国地兼三带，衣服亦备寒暑，既无印度之薄縠，天衣无缝，亦非欧土之厚绒，紧迫其身，不宽不紧，易减易增，披服简便，过于欧美远矣。欧土多寒，故西衣用绒，紧束其身。若我温带，施于盛暑，汗淋如渍，尤损卫生，限以三袭，大寒不能加，盛暑不能减，于观不美，于体不宜。吾昔病于纽约，美医谓我曰：‘中国服制最宜。曾有千人大会，莫不感寒，惟中国公使独无恙。若他日变法，一切可变，惟服制必不可变。’吾谓欧服以绒，中服以丝，取材不同。欧服尚披禽兽之毛，膻腥未除，而丝则我天产至美之物也。若吾国舍其天产而从人，则一国四万万人皆服毡绒之服，一人四袭，一袭至贱者二十金，并革履毡帽，人必百金而后可。是我舍数万万金之丝，无所用之，而须购绒革之服料于外，以人百金计之，是费四五万万兆而纳贡于外，过于八国联军之赔款尚百倍也。且吾中国乃大地丝产国也，民之衣食于丝织者以数千万计也，今一易服，全国衣履冠带之丝，皆尽失业，丝织者彷徨而不知所措矣。何为变本加厉，倾民之所有以自敝乎？万国皆不产丝，而丝为中国独有之天产，上考《禹贡》，蚕桑丝篚，已在四千年前，故服物之五色六章，最为妙丽。此天以最厚吾中国者，宁可弃天贶乎？弃天贶者不祥，弃土产者自敝。服毡绒者退化，随人后者无耻。印度岂不变服，益为奴耳，于自立何有。将欲以此为亲，吾面既黄，虽欲亲而安能亲？日本小岛耳，炮声隆隆，则欧美畏媚之。近各国王宫，多为日本装殿，而美人暑时，亦多为日本服，但使内政修明，物质精美，炮舰大横庚庚，则中国丝服，自为大地所美而师之。若徒改服乎，则印度人与黑人之改服，何见亲之有？吾奴吾奴耳。何有堂堂数千年文明之中国，抚有天产吾丝，文章之美，而自弃之，以俯从深林后起日耳曼之毡服。”则是欧服毡绒，不如中国丝服者六也。论膳食曰：“膳风之美，必地为大陆而后得之。大地之国，吞大陆者四域，欧土、波斯、印度及中国耳。印度诸教盛行，多所戒禁，或不食豕、不食羊，或不食牛、不食鸟，或全戒杀生，若此，则食不能美。且其地奇热，好食苦辣腥臭之味，尤为印人所独，而外人不能入口焉。波斯信回教与火教，亦多所禁食。欧土自中世纪黑暗世后，侯国竞争，国境小或十数里，界关隔绝，百货难通，则食品难集。至今尚脔而不切，酱齐之和后加焉，其食之未精，可知也。惟中国自汉一统，地兼三带，百货骈集，品兼水陆，故八珍之美，自周已精，故用酱以和齐入味，先切而用箸弃刀，已在周时矣。今欧洲美食，皆称巴黎，然法国之食，皆出自西班牙，班人僻乡亦解调和，吾游班及墨，觉其价贱而精，尚过于法也。班之食学，又出于葡，吾游葡京理斯本，闻其馔名，有与粤同。盖葡自一千四百九十年，科仑布寻得美洲，至一千五百三十余年，遂得澳门。是时英培根之世，尚用手食而未用刀割，其未能调和，不待言也。葡人以东方之食味，移植葡京，乃大变焉。是的惟班与葡并驱海外，抚有全美，民大富而备海陆之珍，故班首学葡食。法路易十四遣孙非特腊第五王班，贵妇宫女，大臣从者数千人，及王长而后归法，乃移班食味于法。路易十四盛陈宫室、服食以怀柔十万诸侯，于是食馔之美大进，风行欧美焉。然葡食实我所出，班食为吾孙，法食为吾曾孙，欧美为吾云来，突厥、日本切食，尤为吾嫡嗣。盖吾食之博而至精，冠于万国，且皆师我者也。欧食美否不论，但今尚设五味架，从后加味，味不能入，其为不知和可见矣。而今吾国乃反盛行西食。若以同食不洁，则吾明以前无不异食者，上考宋之《武林遗事》，下考戏剧，犹可推见，何不每人异器，如日本然。既可得洁，又保己国之美食，而何事弃己万国最美之馔而退化从人哉？”则是欧人膳食，不如中国先进者七也。论酗酒曰：“法人之好酒极矣。吾游巴黎，入店不饮。酒家请曰：‘吾巴黎无不饮酒者。’乃为饮之，则法人之沉湎可见矣。《书·酒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此与道光年间重惩鸦片之刑同。夫饮酒小过，何至惩以杀刑？盖当时风俗沉湎之极，故欲以严惩之。吾观欧美人醉酒之风，夜卧于道而哗于市，归驱其妻而争杀开枪致死者，比比也，所经小市大衢，酒店相望，竟日作工所入，尽付酒家，而导淫演杀，与酒为邻。若此败风，惟吾国无之，欧美皆然，惟法人为尤甚耳。盖吾国酒俗为过去世矣。不知者开口媚欧美人为文明，试入卖酒垆观其喧哗，与我孰为文明哉？近世鸦片之毒，弱人体质，厥害为中国数千年所无。然其毒自外来，去之不难，不如酒之甚也。即以鸦片店之患，一榻横陈，亦岂有哗争斗杀之害乎？天下人道之大患，莫甚于相杀，故以酒、烟相比，酒之害为尤烈也。”则是欧人嗜酒，不如中国吃鸦片者八也。论宫室曰：“吾昔闻罗马文明，尤闻建筑妙丽，倾仰甚至。及亲至罗马而遍历名王之古宫，乃见土木之恶劣，仅知用灰泥与版筑而已。其最甚者，不知开户牖以导光。以王宫之伟壮，以尼罗之穷奢，而犹拙蠢若此。不独无建章之万户千门，直深类于古公之陶复陶穴。吾国山西富人，尚有穴山作屋，仅取中溜以通光，穿室数十重，壁盖厚数尺，乃极似罗马古帝宫焉。若法路易十四之宫，夸为世界第一者，雕镂固精，然仅此一大座，比之吾国帝居禁城之宏壮，相去尚十百倍。突厥、波斯之宫殿，吾未之见。印度壮丽亦未极闳。若除此外，则中国帝室皇居之壮大，实为大地第一。盖万里大国二千年一统致然。自建章、未央千门万户，由来久矣。此其雄规，实关文明，不得以专制少之。今以《三辅故事》所述汉武帝之宫比之，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上有铜凤凰，立神明台、井干楼，皆高五十丈，辇道相属焉。其上有九室，形或四角八角。张衡赋谓‘井干叠而百层’，与巴黎之铜楼何异。其北太液池，中有渐台，高二十余丈，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台梁，象海中三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壁门、大鸟，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金铜仙人掌，至唐尚存，李贺尚见之，有《金铜仙人辞汉歌》。其甘泉宫之通天台，高三十丈，可望长安城，其上林苑连绵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十六所。《汉书》称成帝之昭阳殿，中庭彤朱，赤壁青琐，殿上髹漆，砌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缸，衔蓝田壁，明珠翠羽饰之。班固《西都赋》所谓‘雕玉璞以居楹，裁金壁以饰珰，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裛以藻绣，络以纶连，随侯明月，错落其间，金缸衔壁，是谓列钱，翡翠火齐，流离含英’是也。此不过偶举一二耳。若《汉书》称秦之骊山，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藏，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而阿房宫三百余里，作者七十万人，破各国，写其宫室，门列金人十二，每重二十四万斤，门以磁石为之，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甬道复道相连，帷帐钟鼓，不移而具，周驰为阁道，自殿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复为复道，渡渭至咸阳，北至九、甘泉，南至长阳、五柞，东门至河，西门至洴、渭，东西八百里，离宫相望。甘衣绨绣，土被朱紫。宫人不徙，穷年不能遍。由此观之，吾国秦皇、汉武时宫室文明之程度，过于罗马不可以道里计矣。惟罗马亦有可敬者，二千年之颓宫古庙，至今犹存者无数，危墙坏壁，都中相望，而都人累经万劫，争乱盗贼，经二千年，乃无有毁之者。今都人士，皆知爱护，皆知叹美，皆知效法，无有取其一砖，拾其一泥者，而公保守之以为国荣，令大地过客皆得游观，生其叹慕，睹其实迹，拓影而去，足以为凭。而我国阿房之宫，烧于项羽，大火三月。未央、建章之宫，烧于赤眉之乱。仙掌、金人为魏明帝移于邺，已而入于河北。齐高氏之营高二十六丈者，周武帝则毁之。陈后主结绮临春之宫，高数十丈，咸饰珠宝，隋灭陈则毁之。余皆类是，故吾国绝少五百年之宫室。即如吾粤巨富，若潘、卢、伍、叶者，其居宅园林皆极精丽，几冠中国，吾少时皆尝游之。即若近者十八甫伍紫垣宅，一门一窗，一栏一楣木，皆别花式，无有同者，而以伍家不振，忽改为巷，遂使全粤巨宅，无一存者。夫以诸巨富之讲求土木，不惜巨资，其玲珑窈窕，皆几经匠心。若如日本之日光庙及奈良庙，游者收资，岁入数十万。而所存美术精品，后人得由此益加改良进步，则其美术岂不更精焉？乃不知为公众之宝，而一旦扫除，后人再欲讲求，亦不过仅至其域，谈何容易胜之乎？故中国数千年美术精技，后人或且不能再传其法，若宋偃师之演剧木人，公输、墨翟之天上斗鸢，张衡之地动仪，诸葛之木牛流马，北齐祖暅之轮船，隋炀之图书馆，能开门掩门、开帐垂帐之金人，宇文恺之行城，元顺帝之钟表，皆不能传于后，至使欧美今以工艺盛强于地球，此则我国人不知保存古物之大罪也。不知保存古物，则真野蛮人之行为，而我国人乃不幸有之，则虽有千万文明之具，亦可耗然尽矣。”则是欧人宫室，不如中国宏伟者九也。论浴房曰：“欧人浴房，但分男女室，男与男赤体同浴，女与女赤体同浴。日本则男女同浴。吾国粤人廉耻最重，无赤体相对者，故粤无浴室。欧人尚乐，故雕刻皆尚赤体，宜其浴无择也。然今则颇尚耻，以短布裤遮其下体。瑞典与日本同，并不用短裤矣。盖浴为洁体之大事，可以祛病；浴为乐魂之妙术，可以畅怀。独乐不如同乐，故多同浴，各国多同之，《史记》讥‘于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盖人道之始必如此。及其后廉耻日进，则男女异浴，又进而恶其秽也，不肯裸以相见，则人人异室矣。吾遍观大地各国，人情无不好浴者。惟西藏、布丹、廓尔喀人不好浴，故最不洁，则以难得水之故，且极寒之故也。野蛮不浴，据乱同浴，升平之世，廉耻与乱世异，则尚异浴。太平大同之世，人各自立，人各自由，则复归于同浴耶？”则是欧人据乱同浴，不如中国异浴之为升平者十也。凡此之类，度长絜大，极世界之美，无逾中国，未尝不发愤而道曰：“吾国人不可不读中国书，不可不游外国地，以互证而两较之，当不至为人所恐吓而自退处于野蛮也。日本著书多震惊欧美者，此在日本之小岛国则然，岂吾五六千年地球第一文明古国，而若此之浅见寡闻乎？”因汇所睹记，成《欧洲十一国游记》而序其端曰：

    将尽大地万国之山川、国土、政教、艺俗、文物，而尽揽掬之，采别之，掇吸之，岂非凡人之所同愿哉？于大地之中，其尤文明之国土十数，凡其政教、艺俗、文物之都丽郁美，尽揽掬而采别、掇吸之，又淘其粗恶而荐其英华焉，岂非人之尤所同愿耶？然史弼之征瓜哇也，误以为二十五万里。元卓术太子之入钦察也，马行三年乃至。博望凿空，玄奘西游，当道路未通、汽机未出之世，山海阻深，岁月澶漫，以大地之无涯，而人力之短薄也，虽哥仑布、墨志领、岌顿曲之远志毅力，而足迹所探游者，亦有限矣。然则欲揽掬也，孰从而揽掬之？故夫人之生也，视其遇也。芸芸众生，阅亿万年，遇野蛮种族部落交争之世，居僻乡穷山之地，足迹不出百数十里者，盖皆是矣。进而生万里文明之大国，而舟车不通，亦亡由睹大九洲而游瀛海，吾华诸先哲，盖皆遗恨于是。则虽聪明卓绝，亦为区域所限。英帝印度之岁，南海康有为以生，在意王统一之前三年，德法战之前十二年也。所遇何时哉？汽船也，汽车也，电线也，之三者，缩大地促交通之神具也。汽船成于我生之前五十年，汽车成于我生之前三十年，电线成于我生之前十年，而万物变化之祖，为瓦特之机器，亦不过先我八十年。凡欧美之新文明具，皆发于我生百年之内外耳。萃大地百年之英灵，竭哲巧万亿之心精，奔走荟萃，发扬蜚鸣，旁魄浩瀚，积极光晶，汇百千万亿泉流而成江河湖海，以注于康有为之生世，大陈设以供养之，俾康有为肆其雄心，纵其足迹，穷其目力，供其广长之舌，大饕餮而吸饮焉。自四十年前，既揽掬华夏数千年之所有，七年以来，汗漫四海，东自日本、美洲，南自安南、暹罗、柔佛、吉德、霹雳、吉冷、瓜哇、缅甸、哲孟雄、印度、锡兰，西自阿剌伯、埃及、意大利、瑞士、奥地利、匈加利、丹墨、瑞典、荷兰、比利时、德意志、法兰西、英吉利，环周而复至美。嗟乎！康有为虽爱博好奇，探赜研精，而何能穷极大地之奇珍绝胜，置之眼底足下，揽之怀抱若此哉。缩地之神具，不自我先，不自我后，特制竭作以效劳贡媚于我。我幸不贵不贱，亡所不入，亡所不睹，俾我之耳目闻见，有以远轶于古之圣哲人。天之厚我乎，何其至也。夫中国之员首方足，以四五万万计。才哲如林，而闭处内地，不能穷天地之大观。若我之游踪者，殆未有焉。而独生康有为于不先不后之时，不贵不贱之地，巧纵其足迹、目力、心思，使遍大地，岂有所私而得天幸哉？天其或哀中国之病，而思有以药而寿之耶？其将令其揽万国之华实，考其性质色味，别其良楛，察其宜否，制以为方，采以为药，使中国服之而不误于医耶？则必择一耐苦不死之神农，使之遍尝百草，而后神方大药可成，而沉疴乃可起耶？则是天纵之远游者，乃天责之大任，则又既皇既恐，以忧以惧，虑其弱而不胜也。虽然，天既强使之为先觉以任斯民矣，虽不能胜，亦既二十年来昼夜负而戴之矣。万木森森，百果具繁，左捋右撷，大嚼横吞，其安能不别良楛、察宜否，审方制药以馈于我四万万同胞哉？方病之殷，当群医杂沓之时，我国民分甘而同味焉，其可以起死回生、补精益气以延年增寿乎？吾之谓然，人其不然耶？吾于欧也，尚有俄罗斯、突厥、波斯、西班牙、葡萄牙未至也。于美也，则中南美洲未窥，而非洲未入焉。其大岛若澳洲、古巴、檀香山、小吕宋、苏禄、文莱未过。则吾于大地之药草，尚未尽尝，而制方岂能谓其不谬耶？抑或恶劣之医书可以不读，或不龟手之药可以治宗国，而犹有待于遍游耶？康有为曰：“吾犹待于后，遍游以毕吾医业。”今欧洲十一国游既毕，不敢自私，先疏记其略以请同胞分尝一脔焉。吾为厨人，而同胞坐食之，吾为画工，而同胞游览也，其亦不弃诸。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自称：“童而好讽诗，顾学以经世，志在掸理，不能雕肝呕肺以为诗人，而嗜杜甫诗若出性生，能诵全杜集，一字不遗。又性好游，玩山水，爱风竹，船唇马背，野店驿亭，不暇为学，则余事为诗。及戊戌遘祸，遁迹海外，五洲万国，靡所不到，风俗名胜，托为永歌。若拔抑塞磊落之怀，日行连犿奇伟之境，临睨旧乡，邅回故国，阅劫已夥，世变日非。灵均之行吟泽畔，骚些多哀；子卿之啮雪海上，平生已矣。河梁陇首，游子何之。落月屋梁，水波深阔，嗟我行迈，皆寓于诗。”既而游突厥，道出所谓耶路撒冷者，犹太人哭所罗门城壁，男妇百数，日午凭城，泪下如縻，诚万国所无也。喟然曰：“惟有教有识，故感人深远。吾念故国，为怆然赋。”凡一百韵，其辞曰：

    崇壁严仡仡，围山上摩天。巨石大盈丈，莹滑工何妍。筑者所罗门，于今三千年。城下聚男妇，号哭声咽阗。日午百数人，曲巷肩骈连。凭壁立而啼，涕泪涌如泉。惨气上九霄，悲声下九渊。始疑沿具文，拭泪知诚县。电气互传载，真哀发中宣。一人向隅泣，不乐满堂缘。借问犹太亡，事远难哀怜。万国有兴废，遗民同衔冤。譬如父母丧，痛深限年旬。岂有远古朝，临哭旦夕酸。罗马后起强，第度扬其鞭。虽杀五十万，流血染城。当时严上帝，清庙金碧鲜。我来瞻遗殿，华严犹目前。珍宝移罗马，痛心亦难喧。正当吾汉时，渺茫何足云。吾国二千载，亡国破京频。刘石乱中华，洛阳惨风云。侯景围台城，一切文物焚。耶律执重贵，雅乐遂不闻。暨至宋徽钦，汴京虏君民。岂无思古情，颇感骚人魂。或作怀古诗，亦传哀吊文。未有凭城哭，至诚逮野人。妇婴同洒泪，千载恸遗民。吾迹遍万国，奇骇何感因？答言：“祖摩西，奉天创业勤。艰苦出埃及，转徙红海滨。帝降西奈山，特眷吾家春。十二以色列，奄有佐顿川。大辟所罗门，两王尤殊勋。拓边大马色，筑庙耶路颠。武功与文德，焜耀死海漘。余波跃耶回，大地遍遵循。人种我最贵，天孙我最亲。岂意灭亡后，蹂躏最惨辛。罗马与萨逊，蹈藉久纷纭。英暴当中世，俄虐今尚繁。遗种八百万，飘荡大地魂。有家而无国，处处逐辱艰。被虐谁为护，蒙冤谁为伸？传言上帝爱，我呼彼充瑱。穷途无控诉，凭城啼吾先。”言罢又再啼，四壁啼益喧。哀哀不忍闻，吾亦为垂涟。亡国人皆恨，惟汝有教贤。他国不知愁，同化久忘筌。汝诚文明民，文明成瘴愆。区区此遗黎，艰苦抱守艰。虽然犹太教，今犹立世间。吾游墨西哥，文字皆不传。英哲与图器，泯灭咸无存。读学皆班文，性俗忘祖孙。岂比汝犹太，能哭尚知原。哀哀念远祖，仁孝无比援。他日买故国，独立可复完。先跳必后笑，物理固循环。吾哀犹太人，吾回睨中原。四万万灵胄，神明自羲、轩。唐虞启大文，禹汤文武联。孔圣宝文王，制作大礼尊。圣哲妙心灵，图器文史篇。后生坐受之，枕胙忘其源。如胎育佳儿，如酿蕴良醇。我形胡自来，我动胡自迁？我识与我神，明觉胡为先？喜怒胡自起，哀乐胡所偏？我咏歌舞蹈，我饮食文言。一一英哲人，化我同周旋。忘之我坐忘，悟之大觉圆。一往情与深，思古吾翩跹。庄周梦化蝶，吾实化国魂。若其国竟殇，哀恸不知端。凡亡非我亡，畸士托古诠。吾未免为人，多情犹为牵。吾为有国故，身家频弃捐。哭弟哀友生，柴市埋冤云。哭墓已不获，先骸掘三坟。十死亡海外，谗侮百险煎。受诏久无功，缠身万苦难。十载逋亡人，拂逆痛心肝。我本澹荡人，方外乐谈玄。胡事预人国，误为不忍缠。今既荷担之，重远难释肩。地狱我甘入，为救生民艰。受苦固所甘，忍之复忍焉。久忍终难受，去去将舍旃。浩荡诸天游，欢喜作散仙。天外不能出，大地不能捐。国籍不能去，六凿不能穿。犹是中国人，临睨旧乡园。睊睊涕被席，眈眈伤我神。类告爱国者，犹太是何人？

    其辞磊落而英多，其意激切而孤愤，揆之古人，独《湛然居士集·西游诗》，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诗，陈刚中《交州集》可相仿佛，然有其俶诡，而无此慷慨也。尝以为中国不可行民主，傅会孔、孟，旁援欧美，其大要归于强国庇民，因时制宜。故曰：“天下无万应之药，无论参木苓草之贵，牛溲马渤之贱，但能救病，便为良方。天下无无弊之法，无论立宪、共和、专制、民权、国会一切名词，但能救国宜民，是谓良法。执独步单方者，必非良医。执一政体治体者，必非良法。故学莫大乎观其会通，识莫尚乎审其时势。《礼运》曰：‘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协于时，宜于人，顺于地，庶几良法矣。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社稷者国也，国权、民权、君权，三者迭递代兴而时为轻重者也。专制之世，则君权重。太平之世，则民权重。此皆自然之势，而克当其宜者也。欧洲民权、君权之争，在百年前矣，至数十年来，君权之说已绝，余波荡于亚洲。若民权乎？则在百年前欧美最盛之时，而数十年来国权之说忽盛，俾斯麦以此强德国，虽以美国平民之政，罗斯福亦大倡霸国之义，而各国亦皆鼓吹之。处列强并峙，日事竞争，少不若人，即至夷灭，故霸国之义，不得不倡者，时为之也。昔在春秋、战国之时，管、商之学，专以国权为重。孔、孟意存一统，则专以民权为先。义各有为也。凡学说之盛衰，视其时宜。倡国权说于法国革命之时，则无当矣。倡民权说于德国既强之后，尤为大谬矣。以美国之富盛，昔无海军时，则德人极轻之，近年大治海军，则德人重之。日本以战俄之故，重人民之赋税，然日之威稜震于全球矣。傥使美日犹主重民之义，则日税太重，民难负担，美而治兵，尤悖华盛顿、孟禄之训，然而美日不得不重国而轻民者，诚察时势之宜，不得已也。故重民而张民权之说，乃欧美百年前之旧论，于药则为渣滓，于制则为刍狗，于米则为粃糠，于花则为落瓣，乃吾国通明之士，号称新学，而拾欧美之残羹冷炙，以为佳馔新烹，于胃则不宜，于体则不协，小之致病，大之致死，盖失其时，悖其顺，非其宜故也。”既斥民权而崇国权，国权所寄，必在君主。其初戊戌变政，则进君主立宪之说。及至辛亥革命，益倡虚君共和之论。终莫之用，而革命有成功，建号民国。于是发愤而道曰：“南方之魁桀何尝无帝制自为之心，而矫为民主共和之说以饵于民曰‘贫富共产也’，‘人人可为总统、议员也’，‘若入吾党，可得富贵也’，甚至谓‘改民主共和后，米价可贱也，可不纳税也’，此与‘迎闯王，可免钱粮’何异哉？愚民乐其便己也，信而从之。强豪杰颉者辍耕垅上，倚啸东门，平宁已久，无从发愤，藉为乱具，侥幸图成。风起所鼓，四海之人，习见枭雄夸诈之夫，能为共和之大言，能为自由之谬论，因时乘势，袭据土壤，纷纷攀附，各藉权势。其夸垒尤甚者，中分天下，指挥风云，政府则敬畏之，乃至借外款千百万以媚事之，其次亦复上将勋位，剖土分藩，下之灶养市魁，皆一蹴而秉麾纡组，列鼎鸣钟，呼叱而金帛盈山，顾盼而声色列屋，其车马、宫室、服食之豪侈过于王公，其颉颃、横暴、跋扈、肆睢之气势行于州县。向之偷儿、里盗、椎埋、剽窃之夫，进称雄于州邑，退亦为政于乡里，横行攘据，武断乡曲，然则谁不慕之，谁不展转效之？权利之思想已溢，自由之势力弥充，进无所慕于古，退有以荣于人，时风众势，卷而成俗，人所羡慕，皆在此徒。苟不破法律，作奸欺，谋乱略，营党私，何以充塞其权利之私，弥满其自由之壑乎？即有廉让之士，而风俗既成，坐而相化，则织衣大帻，谨厚者亦复为之。故当今之世，人不谋乱，更复何事？而涂泽以欧美之文明，群众所尚，报纸所哗，则新世界之所谓‘共和’、‘平等’、‘自由’、‘权利思想’诸名词也。夫‘自由’者，纵极吾欲云尔。‘权利思想’者，日思争拓其私云尔。所谓‘平等’者，非欲令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不过锄除富家贵族，而听无量数之暴民横行云尔。所谓‘共和’者，倒帝者之专制，自余则两党相争，陈兵相杀，日为犯上作乱云尔。以风俗所尚，孕育所成，则只有为洪水猛兽，布满全国而已。今夫地方自治，至美之良法也，而中国行之，则惟资豪猾武断乡曲，未见能于地方兴利也。设辨护士，岂非保护贫弱者之美意哉？而中国行之，则劫贼横行，及被捕获，则亦将延辨护士而解脱，于是盗劫日滋，其他辨护士之日诱人讼以破人产者无论也。若夫官制弃资格而听长官自拔，则惟有引用亲私，负贩、牛医，皆上列大位，下绾铜墨，甚至一丁不识，人皆怀非分之想，人情既不能无私利，则官方何自而整？任官若此，而望其牧民任职，岂非欲入而闭之门哉？若废科举而用学校，则学者自听讲义、读课本外，束书不观，乃至中国相传之名物日用之书，亦不之识，其愚闭乔塞，殆甚于八股之时。而八股之士，尚日诵先圣之经，得以淑身而善俗，今学校之士，则并圣经而不读，于是中国数千年之教化扫地，而士不悦学，惟知贪利纵欲，无所顾忌，若禽兽然。其他举议员，入政党，则惟有挟势鬻金以把持纵肆、败风坏俗而已。然则所谓‘共和’、‘民权’、‘平等’、‘自由’者，实不过此十数万之暴民得之耳。此十数万暴民之“民权”、‘平等’、‘自由’，诚肆睢傥荡，无所不用其极矣。试问吾四万万同胞，谁则实得民权乎？民权托之代议，夫谁能代我民者？其立义已为大谬。况我所欲举者未必被举，既为多金所买，又为大力所挤，而吾民实俯首叹恨而无所与焉。故民权者，大党十数要人之权，而于我四万万同胞何与焉。又试问吾四万万同胞，谁实得平等、自由乎？彼千百暴民之魁，凭权据势，占领土壤，汽车听其盘游，女色惟其所择，车马流水，金帛堆山，发言有权，一电而各省响应，横行如意，举步而开会欢迎，总统则畏其乱而罗笼之，报馆则藉其势而张皇之，随意居游，惟所欲适，无不平等，无不自由。故平等自由者，彼千数百暴民之平等自由。吾民宛脔于虐政之下，一言有误而枪死，一事见诬而枪死，薄言往愬，普天无告。然则吾四万万同胞，谁实得平等、自由乎？夫使吾四万万同胞，果皆得民权、平等、自由，则个人各得其权利，而国权必屈。方今列强并争之世，犹非所宜也。然四万万人果真得民权、平等、自由，则少屈国权，而伸个人之权利，犹之可也。无如四万万人皆无所得于民权、平等、自由，而仅令千数百之暴民得民权、平等、自由，是排除一人之专制，而增设千数百人之专制也。名称‘共和’，实日结党而图共乱。号为‘民主’，实以少数而行专制。戴假面，则朱唇玉貌，揭暗幕，则青面獠牙。”言之若有余悸也。情不能以自禁，辞不免于过讦，播所欲言，署曰不忍。或讼共和之美，在扬民权，则正告之曰：“人实诳汝。共和者，欧制况称之辞，且大诳于中国。夫号称共和者，乃凡在国民人人得发其意之谓，民意昭宣，民权发皇，卢骚之流，大发其义。此在欧洲，古之希腊，中世之威尼士、致那华，及德之汉堡、罕伯雷、伯来问、佉伦、佛兰拂及今之瑞士，蕞尔之国，百数十万之民，而大事，则人民共议，则诚得民意矣。选举则人人有权，则亦庶几民权矣。卢骚亦谓：‘二万人之国，可行共和。’若二万人者，或可真得民意，真行民权矣。此不过如吾粤之大乡云尔。吾粤南海之九江、沙头，顺德之龙山、容奇、桂州，新会之外海，番禺之沙湾，皆聚十数万人为一乡，比于卢骚之二万人已过之，其立乡约，行乡法，能得民意与民权与否，尚不可知也。南美洲之各共和国也，若玻理非、委内瑞拉、乌拉圭、巴拉圭，皆以数千人举一议员。即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之大，亦不过以万人举一议员。塞维、布加利牙、希腊、罗马尼亚，亦略皆以万人举一议员。若比利时、荷兰、那威、丹麦，亦不过以万人举一议员。即英国之大，为宪法选举之祖，亦不过以三万人选一议员。然当威廉第三入英之际，英民不过四百万，至与拿破仑交战之时，亦不过五百万，是时英最盛昌，亦不过万人选一议员耳。夫尊民意、民权者，不能直达，而以代议名之，苟不能如瑞士之直议，何权之有。人与人面目既殊，心意必异，父子、师弟，亦难强同，而谓所举之人能达我意，必无是理矣。故以一人举一人，已不能得其意，况以万数千人而举一人，人人异意，而谓能以一人曲肖万数千人之意，代达万数千人之意，有是理乎？故万数千人选一议员之国，号称代议，其说已大谬矣。虽然，若英国三万人选一议员。三万人者，亦如吾粤一巨乡耳，既以代议为制，势不能不选于众。三万人之乡，其有才贤，乡人略皆知之，则虽不能得民意、发民权，然既自民之耳目心思所自举者，则亦可谓之民举也。德、法以十万人举一人，日本以十三万人举一人，更不能比于英矣。然十万之乡县，耳目亦近彼宪政既久，选举既熟，或能知其人者，谓之民举焉，亦未尝不可也。至于中国之大，人民之多，今之选举法也，以八十万人选一人。夫八十万人之多数，地兼数县，或则数府，壤隔千里，少亦数百里，吾国道路不通，山川绝限，人民无识，交游未盛，选举不习，则八十万人之中，渺渺茫茫，既为大地选举例之所无，而曾谓八十万人者，能知其人而举之，其人又能代达八十万人之意乎？此尤必无之理也。然则在今大地中，凡百有国，皆可言民意、民权，惟我中国能言民意、民权，则无之也，徒资数万之暴民而已。是大妄也，是欺人也。惟国民真愚，乃受其欺耳。夫欧美之说，知直议不可得，则诡以代议为民以欺人。然曰代议，虽不得民意、民权，告朔饩羊，犹有其名也。而今选举之学说，则猖狂而大言曰：‘代议者，乃代一国之政，非代民个人之意也。’此说也，则明明非代民之意矣。以实事言之，彼议员自议国政，非代民之意。以虚名言之，则此学说亦大声疾呼非代达民之意，然于其宪法也，于其国会也，于其选举法也，则大书特书曰‘代议院’也，‘代议员’也，名实相反，言议相乖，实而案之，不过欺民而已，不过豪猾之士欲搂夺国政，借民权、民意以欺人而已。无论议员之选，出于金钱与势胁也，难于得民望也，即不然，要必非民权、民意而代民议，则可断断言也。夫既非民意、民权，非代民议，则今之国会大声疾呼曰代议者，岂不大谬哉？代金钱而议，则有之矣，代势力而议，则有之矣，代民意而议，则未之见也。故在欧人之说，已是辞穷，而为欺民诱众之计矣。我国地等全欧，人民倍之，国与民相去甚远，民意、民权必不可得，而学欧美人之舌，大声疾呼曰民意、民权。我今质问四万万人，汝有何权？所选举者谁为汝意？议员所陈谁得汝心？吾意真选举之人必不及四千，而得其心意者必不及千也。若云权乎权乎，谁则有之？欺人自欺，无俟言矣。”或谓民主之治，托之政党，又激论之曰：“人实欺汝。政党者，欧治积弊之俗，且大戾于中国。夫以英国政体之美，为万国之最，其为政党也，武人不得入，法官不得入，诸吏不得入，非学人、富商、寻常工商不得入，其本党之得权也，获官者不过六十人，余皆无所报酬，全国官吏皆不动，工商皆安业。其为政党者，不过如买马票者之视斗马，所买票之马得胜，则为之抚掌大喜，欢忭舞蹈，不如其然而然。虽然，买马票者犹有所获利也，此政党中之六十者得官者也。其它政党人绝无报酬而奚乐为之？盖彼积数百年之风俗，贵人罢居，富人无事，以为游戏博猎之举而为欢娱者耳。譬如昔之试得科第者，其本省人得状元，本府县人得翰林，本乡人获举贡青矜，其省府县乡之人，无所分杯酒肉羹之惠也，更无所谓报酬也，而接闻报时，莫不欣然色喜，莫解其所以然者。又若观竞渡焉，两曹之观竞者，无所报酬也，而咸乐捐赏执花击鼓以助竞事，于其曹之胜也，大喜若狂，若是云尔。然英人之攻之者，犹谓政党为奸诈之府、腐败之薮也。若夫美国平民政治之政党，则各地方皆有波士握权，把持党事，鱼肉良善，武断一切，纳贿作奸，甚者杀人，其为祸害，美人已痛心疾首之矣。我不得美之长，而先收其短，今且学而青出于蓝焉。以吾所睹，非其党不官，入其党，则可无法。藉其党以遍握权要，鱼肉良善，出入罪恶，吞踞财产，杀戮人民，禁锢异党，封禁报馆，强占选举，万恶皆著矣。盖未有政党之前，中国有法律；既有政党之后，中国无法律。未有政党之前，人民生命财产得保全；既有政党之后，人民生命财产不保全。未有政党之前，人民言论、身体得自由；既有政党之后，人民言论、身体不自由。吾夙昔仰慕欧美首创政党，曾不意政党之害至是也。夫政党岂无佳士，然既入其中，则为大势所驱而不能自拔矣。政党愈大，则薰莸愈杂，整率愈难。若其为法之山岳党乎？挟势横行，斯为屠伯矣。”极言急论，若有不得已。而袁世凯为总统，致书称国老，厚币卑礼，款致之京师而一见焉，有为谢勿赴也。然国权之论，进步党遂袭之以相袁世凯盗国剬制，久之，国民党熸，而进步党亦倾，卒以酿洪宪之祸也。世凯既殆，有为弥用自喜，昌言无忌，好恶怫人之性。久之渐为论政持国是者所不喜，独长江巡阅使张勋有贰心于民国，阴赞其说而加隆礼焉，则以逊帝复辟之说进也，勋则曰：“诺，是吾志也。汝其问诸冯华甫。”冯华甫者，副总统领江苏省督军冯国璋也。有为乃以勋意赞于国璋及故广西督军陆荣廷，皆无违言。国璋且曰：“张绍轩岂能办此？傥君出，我则执鞭弭以从。”有为则大喜，乃属周树模以致告于段祺瑞。时祺瑞方以国务总理，不得志于总统黎元洪，而元洪又挟国会自重，鞅鞅以失职，则譍曰：“民主日争，非君主不能已乱。但只可有其形式，不可用其精神。”有为曰：“此我之所谓‘虚君共和’者也。段芝泉同我矣，我则问诸徐菊人。”徐菊人者，东海徐世昌，民国之元老，逊帝之太傅，一时称为巨人长德者也，既闻有为之言，而协赞焉。有为则以复于张勋曰：“众谋佥同矣。”于是十四省督军以六年五月，会议徐州，谋复辟，署盟书，信誓旦旦，画诺惟谨，而推勋为主盟，以亲卒三千入京师解散国会，于七月一日，迎逊帝溥仪号宣统者出复辟。溥仪年十一岁，初闻复辟之谋，问师傅曰：“我即出，将置民权何地？”师傅曰：“权仍在民。皇上即君临天下，亦无权。”溥仪曰：“即如是，何必复辟？”师傅曰：“民意也。”溥仪曰：“事之不成，将集众谤，必集以诟厉于我矣。”师傅无以应也。至是勋挟溥仪以行大事，既逐黎元洪避日本使馆，而不戒于段祺瑞。祺瑞既藉手勋以逞志黎元洪，乃徐起乘勋之敝，一举而覆其军，再造共和，以收民望。冯国璋以副总统代元洪为总统，段祺瑞再起柄国。自勋之复辟，仅十二日，而事败，走荷兰使馆，既知见绐于祺瑞、国璋，而利用之为驱除夫难者，则大愤曰：“此一役也，岂吾一人意而用集谤于我也。”将公布所署盟书以告于国人，而探箧则无有矣。有为既以勋谋主，被名捕，跳而免，则愤而致书徐世昌，累五千言，发其事焉，然后知所谓“复辟”者，凡段祺瑞、冯国璋及世昌咸与于谋。世所传《与徐太傅书》，刊见《不忍》第九、第十之合册者也。顾有为议论坚持中国宜虚君共和，不宜民主如故。既蹶不振，重草《共和平议》，条其利害，凡九万言，而叙其端曰：

    吾二十七岁著《大同书》，创议行大同者。吾两年居美、墨，加七游法，吾居瑞士，一游葡，八游英，频游意、比、丹、那，久居瑞典，十六年于外，无所事事，考政治，乃吾专业也。于世所谓共和，于中国宜否，思之烂熟矣。其得失关中国存亡，至重也。不揣愚昧，以为邦人君子百尔所思，不如我所知，以所见闻，草成《共和平议》四卷，数十篇。昔《吕氏》、《淮南》之成，县之国门，有能易一字者，予以千金。吾今亦悬此论于国门，甚望国人补我不逮，加以诘难。有能证据坚碻，破吾论文一篇者，酬以千圆。

    其果于自信如此。然发生民之疾苦，扶共和之极敝，至谓：“搔首问天，惟民国之鞠凶。今惟创业之伟人、争权之政客，藉以掠民争利者，数百人外，无不厌民主者矣。或者外国之游学生，中下阶级之军官，各学校之学生，蔽于近见而无远识，寡于阅历而移听闻，与夫海外华商，空慕共和之美名，未受共和之实害，亦或安焉。自尔之外，数万万国民，无不闻民主而谈虎色变，畏之恶之，苦之厌之，但不敢公然笔之于书，以告我国民耳，则恐获罪云尔。”其言为人人所欲吐，其意则人人之所嗫嚅，未尝不可为世之大人先生当头一棒喝也。自是不问世事，创天游学院于上海。盛名所招，从游无算，独称乡人林奄方。每语人曰：“吾昔讲学万木草堂，门下最高材者，为曹泰与陈千秋二人。梁卓如之思路，常赖二子浚发尔，非其匹也。惜皆夭死，年不过二十五六，为吾生第一恨事。今林生茂才力学，意态其巨伟绝似，而行纯无疵且又过之。”奄方年二十，而文笔奇警，思力亦伟，投函《甲寅》周刊，为长沙章士钊所称道，字迹矫健，尤似有为。顾贫无所得食，投考上海邮局以执事，不能竟学也。有为尤以为恨云。

    有为禀赋绝异，老而不衰，虽摈不容于世，然无所屈于人。复辟既败，所至见嫉，而有为未尝以自挫。其垂殁之年，实为民国之十五年，以事至天津，人颇议其阴谋再复辟也。汉文《泰晤士报》訾之尤甚，标题康有为大逆不道字，连载数日不休。有为读之无怍色。长沙章士钊亦避地天津，往过焉，谈次及之，有为微喟曰：“《书》云：‘兼弱攻昧。’今吾国士夫之昧，真是骇闻。共和国以民意为从违，民意多数曰何者，政即何从，其中并无独禁君政不谈之理。法兰西有君政党，赫然列席国会，岂是秘事？何吾人之昧，一至于此。”然言下亦无遽色，徐曰：“吾生平不喜攻人，惟著《新学伪经考》，为辨学术源流，有所诋，如箭在弦，不得不发耳。此外则一听人毁我，我决不毁人。士君子为国惜才，以诚接物，其道应尔。”士钊为神移者久之。而有为年则七十二矣，口辩悬河，声若洪钟，精神矍铄，见者辟易。士钊退语人曰：“二十年前，闻之服南海者曰：‘天下之丑诋南海者，其人直未尝见之耳。见之，未有不易侮为敬者也。’吾尝举其语以为笑。而今见之，乃信异人。”其明年，国民军再奠江南，有为走死于青岛，年七十三。

    有为自以生平担荷斯道之重，比于孔丘，抗颜为人师，无所于让。方讲学万木草堂，弟子著籍者众，尤赏南海曹泰、陈千秋。曹泰，字著伟，年二十二，署语壁柱曰：“我辈耐十年寒，供斯民暖席；朝廷具一副泪，闻天下笑声。”最耽哲理，思想渊渊入微，尝为《儒教平等义》十余篇，未成。晚年欲穷魂学之精髓，以为佛教密咒，必有特别妙谛，捐弃百学以冥索之，居罗浮岁余，以暴病卒。其文豪放连犿，波谲云诡，能肖其心思。从有为作八比文，题为“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凡二千余言，万怪皇惑，不可思议。末两比云：“同人以咷为始，则忧患已伏于生时，可知泣血涟而，即降孕已受天囚之惨。”“未济以火为归，则乾坤必毁于灰炉，可知亢龙有悔，即上帝难为乞命之身。”有为亟赏其名理。侍有为游桂林，题诗厓壁曰：“大地权舆我到迟，也曾歌泣也怀思。深山大泽堪容剑，天老地荒独有诗。龙蛇昔曾归觉想，涅槃今欲证心期。我行幸有微风舵，元气舟中任所之。”盖亦哲人之诗也，其精神意趣可想矣。陈千秋，字通甫，与曹泰同县，累见姓氏于梁启超著书。启超以辛卯计偕试入京师。千秋赠以诗，有句云：“非无江湖志，跌宕姿游遣。苍生惨流血，敝席安得暖。”又为启超题箑数语曰：“伊川赏‘梦魂惯得无拘检，又逐杨花过斜桥’，通甫赏‘蝴蝶上阶飞，风帘自在垂’，二词谁工？请问知者。”好学能文，才望甲于一邑。以诸生推主西樵乡局，练民团五百人，兴一学校，建一藏书楼，治盗禁赌，风化肃然。乡中十余万人，奉令惟谨，而为豪强不便，起而讦之，千秋则发愤呕血以死也。尝为《仁说》一书，其持论略与浏阳谭嗣同之《仁学》相出入，又著《性论》、《教宗平议》等书，皆未及成，临殁，则手取摧烧之。年二十二。有为尤恸之。其后有为命草堂诸子汇刊日课札记，系以诗三绝曰：“万木森森散万花，垂珠连璧照红霞。好将遗宝同珍护，勿任摧残毁瓦沙。”“春华秋实各为贤，几年伤逝化风烟。偶登群玉山头望，八万珠璎总可怜。”“万木森森万玉鸣，只鳞片羽万人惊。更将散布人间世，化身万亿发光明。”于时陈千秋、曹泰则已逝矣，故第二绝云云，盖伤之也。刻竟不成，而两人所著散佚既尽，其名氏亦渐湮没以无闻于世。世所知名者，首梁启超，其次三水徐勤。勤之从有为游者二十有四年，与有为共患难者十有五年，其待有为至忠且敬也。美、墨、非、澳、亚环海之国民党二百埠，皆附有为而隶属于保皇者，定名于丙午，因以丙午国民党名，皆勤总护之以秉成于有为。有为之居东也，日本前文部大臣、国民党魁犬养毅，议员柏原文太郎同游于热海，驱车于汤河，俯仰海山，纵论人物，问于有为曰：“吾识先生门弟子多矣。若徐勤者，德行第一，至诚不息，其为孔门之颜渊耶？若梁启超之文学，其为门下之子夏乎？”独梁启超文章骏发，传诵海内，尤善论议，名高出于徐勤云。

    梁启超者，字卓如，别署任公，广东新会人也。六岁毕业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日缀千言。顾家贫，无它书可读，惟有《史记》、《纲鉴易知录》、唐诗诸书，日以为课，咸成诵。老辈有爱其慧者，赠以《汉书》、《古文辞类篹》，则大喜，读之卒业焉。十二岁，补新会县学生。十三岁，始治段、王训诂之学，遂负笈入省城之学海堂。学海堂者，让清嘉庆间，总督阮元所立，以训诂、词章教学粤人者也。十七岁中式光绪辛卯广东乡试举人。主考李端棻奇其文，以女弟归之。年十八，计偕入京师。报罢归，重肄业学海堂，乃得与陈千秋交。千秋语之曰：“吾闻康先生在京师，上书请变法，不报，被放南下，吾往谒焉。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师之矣。”康先生者，南海康有为，喜持公羊家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时人故迂怪少之。而启超闻千秋言，独好奇，介以谒。启超自以少年擢科第，且于时流所重难之训诂辞章，咸窥途辙，以此沾沾自喜。有为一见，则一一斥其非学。至是启超乃尽失所恃，惘惘然归，竟夕不得寐。明日再谒，请何学而可，有为乃告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启超则大服，愿执业为弟子，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益于万木草堂。顾有为不轻以所学授人，草堂常课，《公羊传》以外，则点读《资治通鉴》、《宋元学案》、《朱子语类》等书，又时时习古礼。启超勿嗜也，则与千秋相偕治周秦诸子及佛典，亦涉猎清儒经济书及译本西籍，皆就有为决疑滞。居一年，乃闻所谓“大同义”者，喜欲狂，锐意谋宣传。有为谓非其时，然不禁也。启超治《伪经考》，时复不慊于其师之武断，后遂置不复道。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启超谓：“孔门之学，后衍为孟子、荀卿二派，荀传小康，孟传大同。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二千年间宗派屡变，壹皆盘旋荀学肘下。孟学绝而孔学亦衰。”于是专以绌荀申孟为标帜，引孟子中指责“民贼”、“独夫”、“善战服上刑”、“授田制产”诸义，谓为“大同”精义所寄，口倡道之。又好墨子，诵说其“兼爱”、“非攻”诸论。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前称陈千秋。千秋既早死，乃交钱唐夏曾祐、浏阳谭嗣同。曾祐方治龚自珍、刘逢禄之所谓今文家言，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而嗣同则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著《仁学》。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巨。其后启超舍讲学而有志从政，创一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务报》，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粃政，而救敝之法，归于废科举，举学校，亦时时发民权，但微引其绪，未敢昌言，厥为启超投身论政之发轫也。已而嗣同与黄遵宪、熊希龄等设时务学堂于湖南长沙，聘启超主讲席。启超至，则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四十人，而蔡锷最称高材生焉。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傅会古学以阛民权，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时学生皆住堂，不与外通，议论激张，人无知者。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而首发难者，叶德辉著《翼教丛编》数十万言，将康有为所著书及启超批札记以至《时务报》诸论文，逐条痛斥。而张之洞方总制湖南北，则著《劝学篇》以折衷新旧，旨趣亦与启超不同。于是启超寖不安于位。既则随有为走京师，上书论变法之宜亟，开强学会，开保国会，启超咸与赞画有力。寻以侍郎徐致靖荐，总理衙门荐，被召见，诏办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启超既有为高第弟子，参闻秘计，方造谭嗣同，有所议讨，而抄捕南海馆之报至，南海馆者，康有为之所居也。嗣同从容语启超曰：“昔欲救皇上，既成蹉跌，今欲救康先生，亦恐无及。吾已智尽能索，惟有一死以报知己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盍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启超则以是夕宿日本使馆，而嗣同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启超见，劝东游。日使从旁讽曰：“不如君偕。”嗣同不可。再三强之，嗣同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因顾启超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康先生之生死未可知，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共勉之。”而不知有为之先期跳遁也，嗣同既不免于难，而启超则乘日本大岛兵舰以东，遂亡命日本，作《去国行》以见志曰：

    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去吾其东。东方古称君子国，种俗文教咸我同。尔来封狼逐逐磷齿瞰西北，唇齿患难尤相通。大陆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难为功。我来欲作秦廷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聋。却读东史说东故，卅年前事将毋同？城狐社鼠积威福，王室蠢蠢如赘痈。浮云蔽日不可扫，坐令蝼蚁食应龙。可怜志士死社稷，前仆后起形影从。一夫敢射百决拾，水户萨长之间流血成川红。尔来明治新政耀大地，驾欧凌美气葱茏。旁人闻歌岂闻哭，此乃百千志士头颅血泪回苍穹。

    时日本新变法图强有成功，而启超师弟谋改制，乃不容于中国，故有所激发，而启超蚤年为诗如其文，词旨不甚修饬，而淋漓感慨，恻恻动人，此固所长。然非所论于诗界革命之诗也。诗界革命之说，始倡于夏曾祐，而谭嗣同和焉。嗣同有诗咏金陵听说法云：“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喀私德之为言，即Caset之译音，盖指印度分人为等级之制也。巴力门，即Parliment之译音，盖英国议院之名也。所为诗喜挦扯舶来新名词以自表异，大率类此。而启超不谓然，曰：“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家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谭嗣同既死，启超独称夏曾祐与嘉应黄遵宪、诸暨蒋智由，并推为新诗界三杰。其实三人皆取法古人，并未能脱尽畦封。中国与欧美诸洲交通以来，持英与敦槃者，不断于道，而能以诗鸣者，惟黄遵宪，毅然有改革诗体之志，模山范水，关于外邦名迹之作，颇为夥颐，其成就虽未能副其所期，然规模既大，波澜亦宏，世称硬黄，一时巨手矣。蒋智由、夏曾祐皆喜摭用新理、西事入诗，而智由则宗李翰林，风格固规模前人，是启超所谓“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者也。惟三人皆颇摭用新理、西事以润泽其诗，与谭嗣同同，而启超则颇以伤格为讥耳。

    启超既被放海外，而时时以文字牖导国人，前后为《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政论》、《国风报》诸杂志，畅其旨意，而《新民丛报》播被尤广，国人竞喜读之，销售至十万册以上。清廷虽严禁，不能遏也。其间亦为革命排满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之间，函札数万言。启超亦不慊意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吹齑，持论稍变矣。初启超为文治桐城，久之舍去，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至是酣放自恣，务为纵横轶荡，时时杂以俚语、韵语、排比语及外国语法，皆所不禁，更无论桐城家所禁约之语录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诗歌中隽语，及《南北史》佻巧语焉。此实文体之一大解放，学者竞喜效之，谓之“新民体”，以创自启超所为之《新民丛报》也。老辈则痛恨，诋为文妖。然其文晰于事理，丰于情感。迄今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之士夫，论政持学，殆无不为之默化潜移者，可以想见启超文学感化力之伟大焉。录《俾士麦与格兰斯顿》一文。其辞曰：

    欧洲近世大政治家，莫如德之俾士麦、英之格兰斯顿。俾士麦之治德也，专持一主义，始终以之。其主义云何？则统一德意志列邦是也。初以此主义要维廉大帝而见信用，继以此主义断行专制，扩充军备，终以此主义挫奥蹶法，排万难以行之。毕生之政略，未尝少变。格兰斯顿则反是，不专执一主义，不固守一政策，故初时持守旧主义，后乃转而为自由主义，壮年极力保护国教，老年乃解散爱尔兰教会，初时以强力镇压爱尔兰，终乃倡爱尔兰之当自治，凡此诸端，皆前后大相矛盾，然其所以屡变者，非为一身之功名也，非行一时之诡遇也，实其发自至诚，见有不得不变者存也。夫世界者，变动不居者也。一国之形势与外国之关系，亦月异而岁不同也。二三十年前所持之政见，至后年自觉其不适用而思变之，智识日增之所致乎？庸何伤焉。故能如格兰斯顿者，可谓之真守旧矣。俾公坚持其主义，而非刚愎自用者所得藉口。格公屡变其主义，而非鼠首两端者所可学步。曰：“惟至诚之故。”

    凡任天下大事者，不可无自信力。每处一事，既见得透，自信得过，则以一往无前之勇气以赴之，以百折不回之耐力以持之，虽千山万壑，一时崩坼，而不以为意，虽怒涛惊澜蓦然号鸣于脚下，而不改其容，猛虎舞牙爪而不动，霹雳旋顶上而不惊，一世之俗论嚣嚣集矢，而吾之主见如故。若此者，格兰斯顿与俾士麦正其人也。格公倡议爱尔兰自治之时，自党分裂，腹心尽去，昨日股肱，今日仇敌，而格公不少变，乃高吟曰：“舍慈子兮涕滂沱，故旧绝我兮涕滂沱。呜呼！绵绵此恨兮恨如何，为国家之大计兮，我终自信而不磨。”俾公为行德国之合邦，或行专断之政策，或出压制之手段，几次解散议院而不顾，几次以身为舆论之射鹄而不惧，尝述怀曰：“以我身投于屠肆，以我首授于国民，我之所以谢天下苍生者，尽于是矣。虽然，我之所信者终不改之，我之所谋者终不败之。”呜呼！此何等气概，此何等肩膀。非常之原，黎民惧焉。非有万钧之力，则不能守一寸之功。

    启超之文，篇幅之巨，亦创前古所未有。古人以万言书为希罕之称，而在启超无书不万言，习见不鲜也。《俾士麦与格兰斯顿》一文，洋洋六百余言，在古人不为短幅，而在启超则札记小品耳。然纡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遣言措意，切近的当，能令读者寻绎不倦，如与晓事人语，不惊其言之河汉无涯。呜呼！此启超之文之所为独辟一径者也。启超自东渡以来，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之者众，而启超不谓然，常以为：“中国思想之痼疾，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而有为亦未能自拔。其大同之学，空前创获，而必谓自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为必托古？诸子何为皆托古？则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本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启超盖于此三致意焉。于是启超之学术思想，别出于康有为而自树一派，屡起而驳之，语具《新民丛报》。

    启超见世之学为新民体者，学其堆砌，学其排比，有其冗长，失其条畅，于是自为文章，乃力趋于洞爽轩辟。《国风报》已臻洁净，朴实说理，不似《新民丛报》之浑灏流转，挟泥沙俱下。然排比如故，冗长如故。既，清廷逊国，启超自海外归，欲以言论与国人相见。而革命党人不悦，以为“启超曾主张君主立宪，在今共和政体之下，不应有发言权，即欲有言，亦当先自引咎以求恕于畴昔之革命党”。而启超归国之日，正黄兴出都之日。其时国民党本部已决议不攻启超，且愿与民主党合，以为启超，民主党之暗中党魁也。其时国民党人方痛骂之，而党魁黄兴则殷勤愿见梁某颜色，以启超在大沽遇风阻滞，候至数日而未得见，遂遗书痛骂，危言激论，谓其不慊于共和，希图破坏。而启超之徒，亦有疑于平昔所主张，与今日时势不相应，舍己从人，近于贬节，因嗫嚅而不敢出言。独启超意气洋洋，不欲授革命党人以间，而独居深念，知不尽言，且无幸。既抵京师，出席报界欢迎会，历陈二十年办报之经过，而卒言之曰：“我欲以言论与国人相见，不可不以我之为我，自陈于国人之前。我则立宪党人也，我尤不可不以立宪党之为立宪党，剖析以陈国人之前。即以近年立宪党所主张，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此志固可皎然与天下共见。夫国体与政体本不相蒙，稍有政治常识者，类能知之矣。当去年九月以前，君主之存在，尚俨然为一种事实，而政治之败坏，已达极点。于是忧国之士，对于政治前途发展之方法，分为二派，其一派则希望政治现象日趋腐败，俾君主府民怨而自速灭亡者，即谚所谓苦肉计也，故于其失政，不屑复为救正，惟从事于秘灭运动而已。其一派则不忍生民之涂炭，思随事补救，以立宪一名词，套在满政府头上，使不得不设种种之法定民选机关，为民权之武器，得凭藉以与一战。此二派所用手段，虽有不同，然何尝不相辅相成。去年起义至今，无事不资两派人士之协力，此其明证也。然则前此曾言君主立宪者，果何负于国民，在今日亦何嫌何疑而不敢为国宣力。至于强诬前此立宪派之人为不慊共和，则更无理取闹。立宪派人，不争国体而争政体，其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吾既屡言之，故于国体，则承认现在之事实，于政体，则求贯彻将来之理想。夫于前此障碍极多之君主国体，犹以其现存之事实而承认之，屈己以活动于此事实之下，岂有对于神圣高尚之共和国体，而反挟异议者？夫破坏国体，惟革命党始出此手段耳。若立宪党，则从未闻有以摇动国体为主义者也，故在今日拥护共和国体，实行立宪政体，此自论理上必然之结果。若夫吾侪前此所忧革命后种种险象，其不幸而言中者十而八九，事实章章，在人耳目，又宁能为讳。既能发之，则当思所以能收之。自今以往，其责任之艰巨，视前十倍。今激烈派中人，其一部分则谓吾既已为国家立大功、成大业矣，畴昔为我尽义务之时期，今日为我享权利之时期，前此所受窘逐戮辱于清政府者，今则欲取什伯倍之安福尊荣于民国以为偿，此种人自待太薄，既不复有责备之价值。其束身自好者，则谓吾前此亦已尽一部分之责任，进国家于今日之地位矣，自今以往，吾其可以息肩，则翛然尘外而已。而所谓温和派者，则忘却自己本来争政体，不争国体，因国体变更，而自以为主张失败，无话可说，如斗败之鸡，垂头丧气，如新嫁之娘，扭扭捏捏，而不知现在政治之绝未改良，立宪主张之绝未贯彻。若谓前此曾言君主立宪之人，当共和国体成立后，即不许其容喙于政治。吾恐古往今来，普天率土之共和国，无此法律。吾侪惟知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尽人有分，而绝非一部分人所得私。前清政府以国家为其私产，以政治为其私权，其所以迫害吾党，不使容喙于政治者，无所不容其极，吾侪未敢缘此自馁而放弃言责也。况在今日共和国体之下，何至有此不祥之言。”闻者莫不动容，即革命党亦无以难之。乃为《庸言报》以儆戒于国人，而睹国人忻于共和之名而昧其实也，作《罪言》曰：

    无其实而尸其名，君子曰不祥，而狂愚鹜焉。天下鹜名之民，则未有过今日之中国者也。英人以守旧闻天下，我亦以守旧闻天下。彼旧其名而新其实，我旧其实而新其名。今英之王，非犹乎昔之王也，然固名曰王。其卡边匿内阁非犹乎昔之卡边匿也，其巴力门国会非犹乎昔之巴力门也，然固名曰卡边匿、巴力门。乃至一切法制礼俗，实质日日蜕变，转瞬陈迹，而千百年前之名，抱守勿弃也。我则反是，实莫或察而惟名之龂龂。钧是人也，名曰盐嫫，相望却走，易名嫱施，则啧啧共道其美也。厩无马，指鹿，锡以马名，则相庆曰吾有马矣。急焉榜于国门曰立宪，国遂为立宪国，民遂为立宪国民也。忽焉榜于国门曰共和，国遂为共和国，民遂为共和国民也。门以内勿问也，而日以所榜自豪。人所有者，我勿容无有也。有责任内阁乎？曰有。有政党乎？曰有。有独立法庭乎？曰有。有自治团体乎？曰有。有学校乎？曰有。有公司乎？曰有。有能参政之女子乎？曰有。有能征讨之军士乎？曰有。乃至有旷世间出之伟人乎？曰有。朝弗善也，易以府。谕勿善也，易以令。军机处弗善也，易以秘书厅。内阁弗善也，易以国务院。尚侍弗善也，易以总次长。督抚弗善也，易以都督。镇协弗善也，易以师旅。爵秩弗善也，易以勋位。大人老爷弗善也，易以先生。他人积百数十年而仅闻者，或更积百数十年而犹惧未致者，我一旦而尽有之。畴者共指为万恶之薮者，一易其称而众善归焉。偃师陈戏，鱼龙曼衍。瞿昙说法，楼台弹指。集事之易，进化之速，殆莫吾京也。狙公赋芋，朝三暮四，名实未亏，喜怒为用。我不喜怒于实而喜怒于名，其智抑加狙一等矣。久假不归，安知非有？名不足以欺天下，固可聊以自娱。虽然，啖名不饱，殉名自贼。及并其名而堕焉，则实落材亡，固已久矣。呜呼！

    他所论说称是也。诵其文者比之东坡之嬉笑怒骂，俱成文章焉。时国内士夫人人效为启超文，而启超转自厌倦所为，时时以诗古文辞质正于望江赵熙、闽县陈衍诸人，而赵熙尤所心折。赵熙，字尧生。逊清宣统末，由翰林院编修转江西道监察御史，奏劾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借债卖路，直声震朝宁。而诗功湛深，苍秀密栗，成之极易，见者莫不以为苦吟而得，其实皆脱口而出，不加锤炼者也。尝与同官杨增荦及陈宝琛、陈衍数人联句，意思萧闲，若不欲战，而占句特多，下笔则不自休。同辈樊增祥、易顺鼎、陈三立外，莫与比捷，而诗格各不同，尤工言山水。增荦改官将之蜀。熙成《竹枝词》三十首送行，专写入蜀山水，自鄂渚至成都者。陈衍诵而爱之，请书一横幅见畀。熙立增首尾四诗为赠云：“石遗老子天下绝，谈诗爱山无世情。大好金华读书处，闻风心到锦官城。”“送客魂销下里词，故人杨子最能诗。迟君一纵巴山棹，细雨迎秋唱竹枝。”“千山万水三生约，好句亲题送子云。西向定将人日报，草堂花发最思君。”“水驿山程约略齐，并应渔具手中携。间吟为伴陈无己，一夜乡心到蜀西。”次日，衍相过，熙送行诗，又增为六十首矣。衍以告增荦，无不叹其敏捷。增荦在京师，诗名甚盛。高秀似放翁，闲适出右丞，其风骨峻峭之作，又时近文与可、米元章，诗境时与熙不同，而致叹熙之锤幽凿险，范山模水，出以歌咏，直有抉天心、探地肺之奇，不徒以捷给见长也。熙自言：“三十前学诗。三十后，颛治小学、古文。年近五十又学诗。文章高下之境，一一悬量胸中，求以自立，乃知世之驰逐虚声者，政堕苦海也。有知以来，荷交海内通人，其性好大都不一。今老矣，追数一生闻见，仍以仁者为至难。若词采蔚然，或周知雅故，凤皇之异于凡鸟，毛羽固殊，然自别有和盛之德也。”每观近人刻集多空陋，心嗤其鹜名而无本，遂自戒不轻付刻。问学道义，相知者无不爱敬。而启超闻声忾慕，致其相思，每不自觉长言咏叹，感慨之深也。方其遁荒海外，有《庚戌秋冬间，因若海纳交于赵尧生侍御，从问诗古文辞，所以进之者良厚，顾羁海外，迄未识面，辄为长谣以寄遐忆》一诗，其辞曰：

    道术无古今，致用乃为贵。交亲无新旧，相尚在风义。我以古人心，纳交当世士。夙慕蜀多才，捧手得数子。直节刘子政，粹德杨伯起。原注：裴村、叔峤两京卿。其人与其言，磊磊在青史。蚤年所往还，尤敬延陵季。诸郎尽麟凤，昵我逾昆季。原注：吴季清先生及德嗣铁樵仲弢子发兄弟。料简心相宗，研索象数旨。执御汔无成，哭寝但颡泚。觥觥周孝侯，刚果通大理。官节遍三川，气骨横一世。此并赵侯友，夙昔不我弃。赵侯云中鹤，轩轩抗高志。名节树藩篱，艺林厚根柢。峨眉从西来，去天尺有咫。终古孕冰雪，元精逼象纬。御风问真源，独往恣所止。八十四盘陂，陂陂印屣齿。荡胸极雄深，即境领新异。所以其文行，邈与俗殊致。开元及元和，去今各千祀。君独遵何辙，接彼将坠纪。诗撼少陵律，笔摩昌黎垒。择言转气盛，刊华得神拟。浩浩扬天风，郁郁斐兰芷。幽幽缭洞壑，漠漠弄洲沚。荡天门开，恢诡蜃市起。迅健骏下坂，澹宕鱼戏水。有时一篇中，摄受万态备。探源析正变，证诣惬醇肆。自从同光来，斯道久陵替。岂期万人海，复听九皋唳。固知言皆宜，要在中有恃。文章虽小道，可以觇识器。释褐及中年，簪笔作谏议。上策皆贾、晁，陈义必牧、贽。遥遥千圣心，落落天下计。昔昔勤论思，字字迸血泪。亦知逆耳言，夙干道家忌。黎元正倒悬，斧锧安得避。回天精卫瘏，逐恶鹰鹯鸷。谏草留御床，直声在天地。自我出国门，交旧半弃置。逖听得云天，怀想空梦寐。何期绝尘姿，盼睐及下驷。群动蛰三冬，尺素枉千里。我学病驰骛，所养失端委。皇皇求助友，恳恳得砻砥。商量到刌分，往复累百纸。吁嗟末俗心，相应以骄伪。岂闻倾盖交，乃辱百朋赐。天步正艰难，民生日憔悴。衔石念海枯，入渊援日坠。吾徒乘愿来，为此一大事。君其体坚贞，走也将执辔。燕市风萧萧，须浦月弥弥。相望不相即，歌答杂商徵。闲居潘安仁潘若海，就我方谋醉。聊因天末风，一讯君子意。

    时民国建元之前二年庚戌也。民国既建，入都，则时时与林纾、陈衍、易顺鼎过从，述志言情，间出俪体。《答宋伯鲁书》曰：

    芝栋先生几下：萧瑟平生，哀时泪尽。从军书剑，双鬓飘零。仰灵光其嵯峨，标清流之眉目。关西称为夫子，天下唯有使君。忆昔春明之游，梦如隔世。抚今感往，下泪如縻。钩党西京，朝衣东市。兰摧瓜蔓，骨折心惊。蜚语载以百车，知名尽于一网。投井其汹汹下石，载盆则郁郁瞻天。狱急同文，令严大索。公既诖议，仆亦遁荒。或削迹柏台而荷戈，或窜身樱岛而橐笔。解手背面，星纪再更。私谓此生，无再相见。不意命悬虎口，誓验乌头。整顿乾坤，二三豪俊。吴竟鹿游目睹，梁以鱼烂自亡。至如仆者，皮骨已空，文字不死。公乃以口舌之先声，比廓清于武事。见誉其过，乌敢承哉。帝社既屋，公名如山。每念履綦，苦探息耗。兹承锡以咳唾，慰其索离。重喜高贤，谋参幄。毕缄咨答边防，近见颇、牧；山涛言议兵事，暗合孙、吴。方之古人，风采与匹。又假麾下之余闲，度秦中之支部。导宣政略，藻镜人伦。从者如云，所居成市。从此莲花千叶，观山先拜主峰；神木万年，设治不遗边县。同人拜赐，吾道西行。疏示经用不充，故党务多蹇。已如尊旨，转告同侪。苟活水之有源，必分支以普润。仍烦棘手，共矢素心。譬犹河导龙门，天擎华岳，兹事非公莫属矣。仆叨冒时誉，因缘幸会，无才试吏，有路妨贤。倘获拭目升平，屏身陇亩，释禽鱼于笼缚，访蓑笠之交游。亲觌燕私，追谈忧患。寻求白渠之故址，考订黑水之真源。登龙首而盛缅未央，涉辋川而遐瞻杜曲。赋诗洒酒，一览千秋。盖不劳域外之游踪，而自极生人之奇趣者矣。顷闻主国即真，兵衅鏖靖。特公私扫地，礼教横流。正俗救贫，骤无长计。即仆所司刑狱，有策亦付悬谈。财力窟空，人才消竭。在昔白云宿吏，坐曹犹鲜专家；今则黄颔稚年，筮仕即为司令。师门甫别，宦牒同荣，更事未深，攫谤奚免。此欲案无留牍，狱鲜冤声；亦恐貌饰维新，口惭谀颂。不剪兹弊，奚以临民？伏维我公学行绝人，经纶冠世，前所云云，治本攸系。是用顿首上请，为国乞言。庶几日照潼关，不吝分明逮仆矣乎？南海师顷奉家讳，未计出山，后有所闻，续日邮报。即今世网逼侧，愿公珍啬自寿。黄发相期，下情岂胜向往之至。不宣。

    宋伯鲁者，举官御史，与启超欢好，而以预于戊戌变政谪戍者也。方戊戌政变之无成也，梁启超以致怨于袁世凯。及世凯当国，为临时大总统，则曲意以交欢于启超。启超既不慊于革命原动力之所谓国民党者，于是拥其徒从以组进步党而自为之魁，世凯遂用之以倾国民党也。而进步党者，则共和党之所自出。迨事之急，长沙章士钊行严遇武进杨廷栋翼之于江苏都督程德全所。廷栋则共和党员也。士钊为言：“项城杖视共和党，杖南方狗，狗毙，杖亦随手弃耳。”不听。国民党之初计，既欲破进步党与世凯之联合，以孤世凯之势，又欲破启超与进步党之联合，以孤进步党之势，卒不得逞而有宁沪之役，以资袁世凯削平东南，摈国民党而放流之，当选为第一任大总统，盖多借重于启超。国民党既覆，袁世凯以凤凰熊希龄为国务总理，希龄不可，启超以大义敦劝，谓：“苟利国家，何恤小己。”希龄不得已起，欲成第一流经验与第一流人才之内阁，而以启超长教育。启超坚辞，希龄大不怿，诘曰：“我不欲出，而公责以牺牲。我既牺牲，而公乃自洁。岂熊希龄三字，不抵梁启超三字之值价耶？公且不出，其他何望。”声色俱厉。而世凯闻启超之坚不出，昌言：“大局如此。社会责我不用新人，及竭诚相推，而新人复望望然。”启超乃亲见世凯，自明出处之义，会希龄入谒，世凯乃谓：“总理在此，君可自与商之。”苦辞往复，不得要领出，希龄黯然，总统府秘书等惕然。世凯乃语人曰：“任公不任，成何说话。”启超不得已起，为司法总长，顾无所设施，为世凯撰拟文字，出入讽议。会逊国隆裕皇太后卒，代表大总统致祭《清德宗帝后奉安文》曰：

    中华民国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大总统袁世凯谨代表国民遣官赵秉钧、梁启超、朱启钤、荫昌、崑源、陆建章、马龙标等，致祭于大清德宗景皇帝大清孝定景皇后之灵，曰：呜呼！遏密而如丧考妣，已天山之羲娥；闻善而若决江河，同颂女中之尧舜。三千牍神功圣德，民不能忘。卅六宫懿范徽音，史犹可述。惟我德宗景皇帝冲龄践祚，变法图强。孝思不废于寝门，俭德弥彰于卑服。龙髯递逝，鼎湖弃乌号之弓。马鬣未封，橐泉待鱼膏之烛。望苍梧而叫虞帝，不返六螭；歌《黄竹》而吊周王，难回八骏。孝安景皇后尧门表瑞，姒屋垂型，伤别鹄于离弦，感斗麟于失镜。神器不私一姓，大同则天下为公；惠泽流于千春，让德则万邦惟宪。方冀翟榆日畅，慈竹长青。何期鸾掖风凄，柰花竟白。衔哀二圣，永痛重泉。在天之灵爽倘凭，率土之哀思弥切。虽配天配地，无改骏奔之容；而葬阴葬阳，未合鲋鱼之象。今者灵并举，吉壤同安。六合霜凄，万人雨泣。拜汉家之陵墓，长对南山；降弟子之灵旗，倘逢北渚。郁葱佳气，定产夏黄之芝；邃密幽扃，岂怆冬青之树。再窥松柏，应见云飞；迟荐樱桃，伫看春熟。九夏饮帝台之水，象为耕而马为耘。八方怀女几之山，鸾自歌而凤自舞。尚飨。

    一书一文，于启超中年以后为别调，傥初年学晚汉、魏晋，绮习未除，而有忍俊不禁者耶。于是之时，启超亦时时学为桐城文以应人请，而因事抒慨，亦致深切动人，是其天性善感，终非描头画角所可几也。跋周印昆所藏左文襄书牍曰：

    《左文襄公书牍》三册，皆公上其外姑周太君及致其妻弟汝充、汝光两先生者也。公殁后三十余年，汝光先生之孙印昆始搜缀装池之，自宝袭焉，且以遗子孙。启超谨按：公微时，馆甥于周者且十岁。其间常计偕如京师，授学陶文毅家，抚其孤，理其产，后乃入骆文忠幕，渐与闻国家事矣。而筠心夫人犹依母而居，女公子亦育于外氏。故公与周氏昆弟，分虽姻娅，而爱厚过骨肉，其视周母若母也。此三册者，则当时十余年间所相与往复也。其间以学业相砥砺，以功名相期许者，固往往概见，而其泰半乃家人语，谋所以治生产作业，计农畜出入至纤悉。盖文襄自始贫无立锥地，其俨然成家室，无恤饥寒自此时也。昔刘玄德论人物以谓“求田问舍，为陈元龙所羞”，而躬耕之孔明，则三顾之，抑何以称焉？吾又尝读《曾文正公家书》，其训厉子弟以治生产作业，计农畜出入至纤悉，殆更甚于左公书，又何以称焉？盖恒产恒心之义，岂惟民哉？士亦有然。士不至以家计撄虑，乃可以养廉，可以壹志。而恃太仓之米以自赡畜者，其于进退之间，既鲜余裕矣。印昆与启超同生乱世，不能为畸处岩穴之行，寒苦盗廪，而以任天下事自解嘲，其视昔贤所以善保金玉者何如哉。吾跋斯册而所感仅此，后之揽者，亦可以知其世也。

    跋尾署甲寅四月，盖民国之三年也。于是启超既一出为袁世凯之司法总长，又移财政总长，罔克有表见，自以平日所怀政略，百不施一二，而徒食于官以自愧厉，故感激而发若此。寻罢去。会欧战初起，遂假馆西郊之清华学校，作《欧洲战役史论》以诏国人，意甚自得。有《甲寅冬假馆清华学校著书成〈欧洲战役史论〉赋示校员及诸生》一诗，其辞曰：

    在昔吾居夷，希与尘容接。箱根山一月，归装藁盈箧。虽匪周世用，乃实与心惬。如何归乎来，两载投牢。愧俸每颡泚，畏讥动魂慑。冗材惮享牺，遐想醒梦蝶。推理悟今吾，乘愿理夙业。郊园美风物，昔游记逌。愿言赁一庑，庶以客孤笈。其时天逢凶，大地血正喋。蕴怒夙争郑，导衅忽剌歙。解纷使者标，合从载书歃。贾勇羞目逃，斗智屡踵蹑。遂令六七雄，傞舞等中魇。澜倒竟畴障，天坠真已压。狂势所簸薄，震我卧榻。未能一丸封，坐遭两鲸挟。吾衰复何论，天僇困接折。猛志落江湖，能事寄简牒。试凭三寸管，貌彼五云叠。庀材初类匠，诇势乃如谍。溯往既，衡今逾喋喋。有时下武断，快若髭赴镊。哀哉久宋聋，持此饷葛饁。藏山望岂敢，学海愿亦辄。月出天宇寒，携影响廊屟。苦心碎池凌，老泪润阶叶。咄哉此局棋，坼角惊急切。错节方余畀，畏途与谁涉。莘莘年少子，济川汝其楫。相期共艰危，活国厝妥帖。当为雕鸢墨，莫作好龙叶。夔空复怜蚿，目若不见睫。来者傥暴弃，耗矣始愁喋。急景催跳丸，我来亦旬浃。行袖东海石，还指西门喋。惭非徙薪客，徒效恤纬妾。晏岁付劳歌，口呿不能嗋。

    综前所述，可知启超归国以来，则亦时时喜治所谓诗、古文辞者，盖其时在京师投简札而与过从者，大率治诗、古文辞者多也，最折服为赵熙，每有所为，常以质正焉。又有《寄赵尧生侍御以诗代书》一篇，其辞曰：

    山中赵邠卿，起居复何似？去秋书千言，短李为我致。生客赌欲敚，我怒几色市。此复凭罗隐，寄五十六字。把之不忍释，旬浃同卧起。稽答信死罪，惭报亦有以。昔岁黄巾沸，偶式郑公里。岂期姜桂性，遽撄魑魅忌。青天大白日，横注射工矢。公愤塞京国，岂直我发指。执义别有人，我仅押纸尾。怪君听之过，喋喋每挂齿。谬引汾阳郭，远拯夜郎李。我不任受故，欲报斯辄止。复次我所历，不足告君子。自我别君归，嘐嘐不自揆。思奋躯尘微，以救国卵累。无端立人朝，月躔迅逾纪。君思如我戆，岂堪习为吏。自然枘入凿，窘若磨旋。默数一年来，至竟所得几。口空瘏罪言，骨反销积毁。君昔东入海，劝我慎衽趾。戒我坐垂堂，历历语在耳。由今以思之，智什我岂翅。坐是欲有陈，操笔此颡泚。今我竟自拔，遂我初服矣。所欲语君者，百请述一二。一自系匏解，故业日以理。避人恒兼旬，深蛰西山阯。冬秀餐雪桧，秋艳摘霜柿。曾踏居庸月，眼界空夙滓。曾饮玉泉水，冽芳沁脾。自其放游外，则溺于文事。乙乙蚕吐丝，汩汩蜡泫泪。日率数千言，今略就千纸。持之以入市，所易未甚菲。苟能长如兹，馁冻已可抵。君常忧我贫，闻此当一喜。去春花生日，吾女既燕尔。其婿夙嗜学，幸不橘化枳。两小今随我，述作亦斐亹。君诗远垂问，纫爱岂独彼。诸交旧踪迹，君傥愿闻只。罗瘿跌宕姿，视昔且倍蓰。山水诗酒花，名优与名士。作史更制礼，应接无停晷。百凡皆芳洁，一事略可鄙。索笑北枝梅，楚璧久如屣。曾蛰蛰更密，足已绝尘轨。田居诗十首，一首千金值原注：蛰厂躬耕而丧其赀。丰岁犹调饥，骞举义弗仕。眼中古之人，惟此君而已。彩笔江家郎原注：翊云，在官我肩比。金玉兢自保，不与俗波靡。近更常为诗，就我相砻砥。君久不见之，见应刮目视。三子君所笃，交我今最挚。陈、林、黄、黄、梁原注：陈徵宇、林宰平、黄孝觉、哲维、梁众异，旧社君同气。而亦皆好我，襟袍互弗闷。更二陈原注：弢庵、石遗一林原注：畏庐，老宿众所企。吾间一诣之，则以一诗贽。其在海上者，安仁原注：潘若海嘻憔悴。顾未累口腹，而或损猛志。孝侯原注：周孝怀特可哀，悲风生陟屺。君曾否闻知，备礼致吊诔。此君孝而愚，长者宜督譬。凡兹所举似，君或稔之备。欲慰君索居，词费兹毋避。大地正喋血，毒螫且潜沸。一发之国命，懔懔驭朽辔。吾曹此余生，孰审天所置。恋旧与伤离，适见不达耳。以君所养醇，宜夙了此旨。故山两年间，何藉以适己。箧中新诗稿，曾添几尺咫。其他藏山业，几种竟端委。酒量进抑退，抑遵昔不徙。或一比持戒，我意告者诡。岂其若是恝，辜此郫筒美。所常与钓游，得几园与绮。门下之俊物，又见几。健脚想如昨，较我步更驶。峨眉在户牖，贾勇否再拟。琐琐此问讯，一一待蜀使。今我寄此诗，媵以《欧战史》。去腊青始杀，敝帚颇自喜。下走代班籍，将勿笑辽豕。尤有《亚匏集》，我嗜若脍胾。谓有清一代，三百年无此。我见本井蛙，君视谓然否。我操兹豚蹄，责报乃无底。第一即责君，索我诗瘢痏。首尾涂肊之，益我学根柢。次则昔癸丑，禊集西郊沚。至者若而人，诗亦杂瑾玼。丐君补题图，贤者宜乐是。复次责诗卷，手写字栉比。凡近所为诗，不问近古体。言多斯益善，求添吾弗耻。最后有所请，申之以长跪。老父君夙敬，生日今在迩。行将归称觞，乞宠以巨制。乌私此区区，君义当不诿。浮云西南行，望中蜀山紫。悬想诗到时，春已满杖履。努力善眠食，开抱受蕃祉。桃涨趁江来，竚待剖双鲤。岁乙卯人日，启超拜手启。

    赵熙以外，启超又尽裒生平所为诗数百首，畀之陈衍曰：“子为我正之。”衍亦奋其笔削，未尝有所逊谢退让诿避也。曰：“任公诗如其文，天骨开张，精力弥满。顾任公《庚戌秋冬间，因若海纳交于赵尧生侍御，从问诗古文辞辄为长谣以寄遐忆》一诗，‘衔石念海枯’句，与上‘回天精卫瘏’句事复，不如易‘精卫’为‘鸱鸮’，与‘瘏口’、‘回天’意均合。”启超亦不为嫌也。此四五年中，厥为启超文学之复古时期焉。

    启超既相袁世凯以翦国民党，国民党尽，袁世凯专政，启超亦不用事，遂返粤而省其父。既而入都，道南京，江苏将军冯国璋告之曰：“我闻总统将帝制自为，我辈不力争，无以谢天下。”遂偕启超俱入京以谒袁世凯也，将以谏。既入见，世凯知二人欲有言，即称曰：“外论欲我称帝以定民志，然天下尽人可更变共和国体，惟我不可变更共和国体。我为民国元首，就任之日信誓旦旦，为民国永远保存此国体，我若渝誓，人即不言，我何面目以临民上。”辞气慷慨。寻又曰：“我已小筑数椽于英伦，若国民终不见舍，行将以彼土作汶上。”两人噤不发一言而出。启超行且顾国璋微语曰：“我观总统意无佗，讹传耳。”国璋惭应曰：“然，讹传耳。”国璋南归，而启超则赴天津，杜门读书，若示无意于天下，信世凯之果不为帝也。俄而总统府宪法顾问美博士曰古德诺者，昌言共和国体不适中国国情，著为《共和与君主论》，历举中美、南美、墨西哥诸共和国之卒以坏国残民，以大戒于国，群情震沸。于是参政院参政杨度遂发起筹安会，以研讨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之于中国孰为适也。启超既诵古德诺之论，以语其徒，且骂且哂曰：“此义非外国博士不能发明耶？则其他勿论，即如鄙人者，虽学识谫陋，不逮古博士万一，然博士今兹之大著，直可谓无意中与我十年旧论同其牙慧，特恨透辟精悍，尚不及我十分之一、百分之一耳。此非吾妄自夸诞，坊间所行《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何啻百十万本，可覆按也。独惜吾睛不蓝，吾髯不赤，故吾之论，宜不为国人所倾听耳。呜乎！前事岂复忍道。吾愿国中有心人，试取甲辰、乙巳两年《新民丛报》之拙著，一覆观之。凡辛亥迄今数年间，全国民所受苦痛，何一不经吾当时层层道破。其恶现象循环迭生之程序，岂有一焉能出吾当时预言之外？然而大声疾呼，垂涕婉劝，遂终无福命以荷国民之嘉纳，而变更国体所得之结果，今则既若是矣，夫孰谓共和利害之不宜商榷？然商榷自有其时。当辛亥革命初起，其最宜商榷之时也。过此以往，则殆非复可以商榷之时也。呜呼！天下重器也，可静而不可动也，岂其可以反复尝试，废置如弈棋，谓吾姑且自埋焉，而预计所以自搰之也。吾自昔常标一义以告于众，谓吾侪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盖国体之为物，既非政论家之所当问，尤非政论家之所能问。方当国体彷徨歧路之时，政治之一大部分恒呈中止之状态，殆无复政象之可言，而政论更安所丽。苟政论家而牵惹国体问题，政导之以入彷徨歧路，则是先自坏其立足之基础，譬之欲陟而捐其阶，欲渡而舍其舟。故曰不当问。何以言乎不能问？凡国体之一彼一此，其驱运而旋转之者，恒存夫政治以外之势力。其时机未至耶，绝非缘政论家之赞成所能促进。其时机已至耶，又绝非缘政论家之反对所能制止。以政论家而容喙于国体问题，实不自量之甚。故曰不能问，岂惟政论家为然。常在现行国体基础之上，而谋政体政象之改进，此即政治家惟一之天职，苟于此范围外越雷池一步，则是革命家或阴谋家之所为，岂堂堂正正之政治家所当有。故鄙人生平持论，无论何种国体，皆非所反对，惟在现在国体之下，而思以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必反对。”世凯既藉启超以谫国民党而无所于惮，独畏启超有异议，则馈之十万金，曰：“敢以为太公寿也。”将以饵而间执启超之口。顾启超则谢不受，而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以复于世凯，以播之国中，而清议渐彰。卒出秘计以脱其弟子蔡锷于羁，俾之出走，而起兵云南，讨袁世凯之罪。蔡锷之走，启超则与把臂约曰：“行矣勉旃。事幸而捷，吾党毋以宠利居成功，不猎官，不怙权，还读我书。败则以死殉之，不走租界，不奔外国。”蔡锷诺，请如命。袁世凯既失蔡锷，所以侦启超者严甚。启超不免，微服行，中宵与妇诀，妇送之门曰：“上自君舅，下逮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但为国死，毋反顾也。”容烈而辞壮，启超为神王焉。既抵上海，则航海走安南，间关千里，之南宁，说广西将军陆荣廷举兵北出，取湖南以应蔡锷。而广东将军龙济光既受袁世凯之命，引兵西向，示欲攻荣廷，牵之不得北。而蔡锷久困泸州，兵顿势绌，启超计无所出，则只身走广州，抚龙济光而柔之，卒熸世凯，而奠民国，启超之力也。世凯既死，副总统黎元洪代为大总统。国民党再起用事，乃制宪法，于是启超在北京虎坊桥演说宪法之纲领，大旨惩前失，戒师心，按时立论，闻者震悚。会欧战停，美、英、法、日、意五强国开和会于巴黎，而日本方要盟是利，以谋侵占我山东。我以陆征祥、顾维钧为和会代表，而启超则以私人往。既至，万国报界方设俱乐部于巴黎，则以启超之为中国报界名主笔也，辄盛馔具宴焉。盖和会开时，万国报界俱乐部尝宴飨者四人，一美之国务卿兰辛，一英之外部大臣巴尔福，一希腊首相维亚柴罗，皆一代之英，而其一则中国名主笔梁启超也。顾以日人之狡焉启疆于我也，佥议不邀日本，而日本新闻记者五人，则志愿参加焉。于是启超辄即席以演说山东问题曰：“假有一国而欲承袭德人在吾山东侵略主义之遗产者，此和平之公敌而为世界第二大战之媒者也。”四座为之鼓掌，日记者无如何。美记者赛蒙氏以著战史有名者也，则问于启超曰：“汝回国将何以？岂欲携西洋之所谓科学文明以归饷遗国人耶？”启超曰：“然。”赛蒙太息言曰：“汝毋然。西洋竞富强，中国尚仁义。富强者，科学之所致也；仁义者，经典之所遗也。然而争民施夺，末日将至，西洋文明则破产矣。噫！甚矣惫。”启超愕曰：“然则公将何以？”赛蒙曰：“我归杜门不事事，静俟公之输中国文明以相救拔尔。”启超为之怃然。顾此一役也，启超之于国事裨补也鲜，而学问、文章之转变也甚大。其文学转变之足征者，即由复古文学而骎骎回向新民体，又舍诗古文辞不为，而时时为语体文也。在英京与弟仲策书曰：

    仲弟鉴：半载无书，知缺望者不独吾弟也。淹法三月，昨日又来英矣。今日最称清暇，草草寄此纸，地远讯疏，殆恒情耶。默计一书往复，例须三月，甫执笔而兴已减。吾书固稀，弟亦不数，余亲朋几无一字。以云缺望，彼此均也。而此间之忙，又为乏书之最大原因，弟宜察之。今当首述吾四月来之状况，以慰远怀，简单言之，则体气日加强，神志日加发皇也。起居虽非严格的有节制，然视国内生活较有秩序，运动及呼吸空气时较多，故体胖而颜泽。最近影相，曾次第奉寄，试以较去岁病后，所影殆如两人矣。至内部心灵界之变化，则殊不能自测其所届。数月以来，晤种种性质差别之人，闻种种派别错综之论，睹种种利害冲突之事，炫以范像通神之图画、雕刻，摩以回肠荡气之诗歌、音乐，环以恢诡葱郁之社会状态，饫以雄伟矫变之天然风景，以吾之天性富于情感，而志不懈于向上，弟试思之，其感受刺激，宜如何者。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产生一绝大之革命性。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数月来，主要之功课，可分为四：一曰见人，二曰听讲义，三曰游览名所，四曰习英文。法国方面之名士，已见者殆十之七八，其多见者，则政治家及哲学家、文学家也。政治家除专制怪杰之克里曼梭外，殆皆已见（克氏专派一属员来相接待，惟两度约见皆以忙而订后期，大约此人须待彼下野后始见矣）。法之政党以十数，自极右党，自极左党，其首领皆已见，觉气味最好者为社会党，次则王党，次则天主教党，所谓温和共和党、急进共和党者，最占势力，而最为无聊，中庸君子之性质，万方同概也。学者社会极为沆瀣。第一流之哲学家三人，皆已见，且成交契。其文学家则第二流者略已见，最著名之两人以不在巴黎，未获见，将来必当见也。巴黎人最富于社交性，每赴茶会一次，可得友无算。吾于其他茶会多谢绝，惟学者之家，有约必到，故所识独多，若再淹留半年，恐全巴黎之书呆子，皆成知己矣。所见人最得意者有二：其一为新派哲学巨子柏格森，其二为三国协商主动人大外交家笛尔加莎。二人皆为十年来梦寐愿见之人，一见皆成良友，最足快也。笛氏与克里曼梭，两雄相厄，今方为失败者，然其人精悍谙练，全法之政界殆罕俦匹，将来必有活动无疑。彼之外交，精通欧洲情状，而对于远东实多隔膜，他日再见，当有以进之。吾辈在欧访客，其最矜持者，莫过于初访柏格森矣。吾与百里、振飞三人，一日分途预备谈话资料，彻夜读其所著书，检择要点以备请益。振飞翻译有天才，无论何时，本皆纵横自在，独于访柏氏之前，战战栗栗，惟恐不胜。及既见，为长时间之问难，乃大得柏氏褒叹，谓吾侪研究彼之哲学极深邃云。可愧也。吾告以吾友张东荪译彼之《创化论》，已将成，彼大喜过望，索赠印本，且允作序文，乞告东荪，努力成之，毋使我负诺责也。除法人外，则美国人最多见，五全权已见其四（威尔逊、兰辛、何斯大佐、槐德）。惟英人甚寡缘，其要人皆未得一面也。此外小国名士见者甚多，希腊各当局尤稔熟，因归途欲游雅典，特与结欢也。芬兰、波兰人极力运动我往游彼国，然交通太不便，未必能成行。游历地方颇少。初到时，曾以十日之力游战地及莱因河左岸联军占领地，其后复游北部战地，又一游克鲁苏大铁厂，除此三次外，未尝出巴黎一步。将来法国南部农工业最盛处，非游不可。惟在法游历，有一难题，因其政府招待太殷勤，每游一次，必派数员随伴，且旅费皆政府供给，吾受之滋愧，因此颇阻游兴也。住巴黎虽有数月，然游览名胜颇少，因每日太忙，惟来复稍得休暇，则尽一日之力以流连风景，故所得殊少。其间有可特别相告者三事：其一游隧道内，陈髑髅七百万具，皆大革命时发掘累代古坟，罗列此间者，当为世界独一无二之壮观，入之胜读佛经七百万卷也。其二游卢骚故居，即著《民约论》处。其阍人言亚洲人来游者，以吾辈为嚆矢也。其三有一七十八岁之老女优，当拿破仑第三时已负盛名者，多年不登场矣。某日为一文豪纪念，特以义务献技，其日吾本约往参议院旁听，临时谢绝，改往听之，因得一瞻西方谭叫天之颜色，实此行一段奇事也。又曾乘飞机腾空五百基罗米突，曾登最大之天文台，窥月里山河，土星光环，此皆足记者。至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皆匆匆而已。最苦者，每诣一处，其政府皆先知照该馆，馆长、职员等全部官样迎送，甚感局促也。生平不喜观剧，弟所知也，至此乃不期而心醉，每观一次，恒竟夜振荡不怡，而嗜之乃益笃。虽然为时日所限，往观尚不逮十度也。吾在此发愤当学生，现所受讲义：一战时各国财政及金融。二西战场战史。三法国政党现状。四近世文学潮流。即此已费时日不少矣。其讲义皆精绝，将来可各成一书也。他日复返法，尚拟请柏格森专为讲授哲学，不审彼有此时日否耳？此行若通欧语，所获奚啻十倍。前此蹉跎，虽悔何裨，今惟汲汲作补牢计耳。故每日所有空隙，尽举以习英文，虽甚燥苦，然本师（丁在君）奖其进步甚速，故兴益不衰。吾弟读至此，则吾每日之起居注，可以想像得之矣。质言之，则数月来之光阴，可谓一秒一分未尝枉费。所最鞅鞅者，则中国人之拜往寒暄、饮食征逐，夺我宝贵时间不少，此亦无可如何也。弟察此情形，则我书稀阔之罪，当可末减耶？所最负疚者，此行与外交丝毫无补也。平情论之：失败之责任，什之七八在政府，而全权殊不足深责。但据吾所见：事前事后，因应失当者亦正不少，坐视而不能补救，付诸浩叹而已。三四月间谣言之兴，县想吾弟及同人不知若何怫怒？尔来见京沪各报，为我讼直者，亦复多方揣测，不得其真相。其实此事甚明了，制造谣言，只此一处，即巴黎专使团中之一人是也。其人亦非必特有所恶于我，彼当三四月间，兴高采烈，以为大功告成在即，欲攘他人之功，又恐功转为人所攘，故排亭林，排象山，排亭林，妒其辞令优美，骤得令名也。排象山者，因其首领，欲攻而代之也。又恐象山去而别有人代之也，于是极力谋毁其人。一纸电报，满城风雨。此种行为，鬼蜮情状，从何说起。今事过境迁，在我固更无劳自白。最可惜者，以极宝贵之光阴，日消磨于内讧，中间险象环生，当局冥然罔觉，而旁观者又不能进一言。呜呼！中国人此等性质，其何以自立于大地耶？

    盖启超游欧时，学问思想之变，具详所著《欧游心影录》，此文仅引其绪而已。大抵启超为人之所以异于其师康有为者，有为执我见，启超趣时变，其从政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所学于时代为落伍，而懔后生之可畏，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跕定脚跟，有以自得者也；启超之学，随时转移，巧于通变者也。方启超之游欧洲而归也，骤见军阀称兵，党人横议，民不聊生，事益无可为，乃宣言不谈政治，意以文学自障，舍一时而争百年之业。少年有绩溪胡适者，新自美洲毕所学而归，都讲京师，倡为白话文，风靡一时，意气之盛，与启超早年入湘主时务学堂差相埒也。启超则大喜，乐引其说以自张，加润泽焉，诸少年噪曰：“梁任公跟着我们跑也。”以视民国初元，启超日本归来之好以诗、古文词与林纾、陈衍诸老相周旋者，其趣向又一变矣。顾启超出其所学，亦时有不“跟着诸少年跑”而思调节其横流者。诸少年排诋孔子，以“专打孔家店”为揭帜，而启超则终以孔子大中至正，模楷人伦，不可毁也。诸少年斥古文学以为死文学，为骈文乎，则斥曰选学妖孽，傥散文乎，又谥以桐城谬种，无一而可，而启超则治古文学，以为不可尽废，死而有不尽死者也。启超论文之旨，则具见于《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两文。盖一为清华学校之文学的课外讲演，而一则演讲于东南大学者也。尝谓：“文章之大别为三。一记载之文。二论辨之文。三情感之文。”其《论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所以治情感之文；而《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则论记载之文与论辨之文者也。其《论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曰：

    韵文是有音节的文字，那范围从三百篇、楚辞起，连乐府、歌谣、古近体诗、填词、曲本乃至骈体文都包在内，我这回所讲的，专注重表现情感的方法，有多少种，是希望诸君把我所讲的做基础，拿来和西洋文学做比较，看看我们文学家表示情感的方法，缺乏的是那几种？先要知道自己民族的短处去补救，才配说发挥民族的长处。这是我讲演的深意，现在请入本题。

    向来写感情的，多半是以含蓄蕴藉为原则，像那弹琴的弦外之音，像吃橄榄的那点回甘味儿，是我们中国文学家所最乐道。但是有一类的情感，是要忽然奔迸一泻无余的，我们可以给这类文学起一个名，叫做奔迸的表情法。例如碰着意外的过度的刺激，大叫一声，或大哭一场，或大跳一阵，在这种时候，含蓄蕴藉是一点用不着，凡这一类都是情感突变，一烧烧到白热度，便一毫不隐瞒，一毫不修饰，照那情感的原样子，迸裂到字句上，这种表现法，十有九是表悲痛，表别的情感，就不大好用。我勉强找，找得《牡丹亭·惊梦》里头：“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这两句确是属于奔迸表情法这一类。他写情感忽然受了刺激，变换了一个方向，将那霎时间的新生命，迸现出来，真是能手。我意悲痛以外的情感，并不是不能用这种方式去表现他的诀窍，只是当情感突变时，捉住他“心奥”的那一点，用强调写到最高度。那么，别的情感，何尝不可以如此呢？苏东坡《水调歌头》便是一个好例：“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全是表现情感一种亢进的状态，忽然得着一个“超现世的”新生命，令我们读起来，不知不觉也跟着到他那新生命的领域去了。这种情感的表现法，西洋文学里头恐怕很多，我们中国却太少了。我希望今后的文学家努力从这方面开拓境界。

    第二种叫做回荡的表情法，是一种极浓厚的情感蟠结在胸中，像春蚕抽丝一般，把他抽出来。这种表情法，看他专从热烈方面尽量发挥，和前一类正相同。所异者，前一类是直线式的表现，这一类是曲线式或多角式的表现。前一类所表的情感，是起在突变时候，性质极为单纯，容不得有别种情感搀杂在里头。这一类所表的情感，是有相当的时间经过，数种情感交错纠结起来，成为网形的性质。人类情感在这种状态之中者最多，所以文学上所表现，亦以这一类为最多。这种表情法，我们中国人也用得很精熟，能够尽态极妍。

    现在讲第三种是含蓄蕴藉的表现法。这种表情法，向来批评家认为文学正宗，或者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特性的最真表现。这种表情法，和前两种不同：前两种是热的，这种是温的；前两种是有光芒的炎焰，这种是拿灰盖着的炉炭。这种表情法也可以分三类：

    第一类是情感正在很强的时候，他却用有很节制的样子去表现他，不是用电气来震，却是用温泉来浸。令人在平淡之中，慢慢的领略出极渊永的情趣，他是把情感收敛到十足，微微发放点出来，藏着不发放的还有许多，但发放出来的，确是全部的灵影，所以神妙。这类作品，自然以三百篇为绝唱。

    第二类的蕴藉表情法，不直写自己的情感，乃用环境或别人的情感烘托出来。这一类诗，我想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半写实派”。他所写的事实，是用来做烘出自己情感的手段，所以不算纯写实。他所写的事实，全用客观的态度观察出来，专从断片的表出全部，正是写实派所用技术，所以可算得半写实。

    第三类的蕴藉表情法，索性把情感完全藏起不露，专写眼前实景（或是虚构之景），把情感从实景上浮现出来。这种写法，三百篇中很少。北齐有一位名将斛律光，是不识字的，有一天，皇帝在殿上要各人做诗，他冲口做了一首，便成千古律诗，那诗是：“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田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时是独自一个人骑匹马在万里平沙中所看见的宇宙，他并没说出有什么感想。我们读过去，觉得有一个粗豪沉郁的人格活跳出来，须知这类诗，和单纯写景诗不同。写景诗以客观的景为重心，他的能事在体物入微，虽然景由人写，景中离不了情，到底是以景为主。这类诗以主观的情为重心，客观的景，不过借来做工具。

    第四类的蕴藉表情法，虽然把情感本身照原样写出，却把所感的对象隐藏过去，另外拿一种事来做象征。这类方法，自起楚辞，篇中许多美人芳草，纯属代数上的符号，他意思别有所指。若不是当作代数符号看，那么，屈原到处调情，到处拈酸吃醋，岂不成了疯子？自楚辞开宗后，汉魏五言诗，多含有这种色彩。中、晚唐时，诗的国土被盛唐大家占领殆尽，温飞卿、李义山、李长吉诸人，便想专从这里头辟新蹊径，这一派后来衍为西昆体，专务挦扯词藻，受人诟病。近来提倡白话诗的人，不消说是极端反对他了。但就唯美的眼光看来，自有他的价值。就如《义山集》中《碧城》三首的第一首：“碧城十二曲阑干，犀辟尘埃玉辟寒。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妆无树不栖鸾。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若使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晶盘。”

    这些诗他讲的甚么事，我理会不着。拆开一句一句的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但我觉得他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须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我们若还承认美的价值，对于这种文学，是不容轻轻抹煞呵。

    现在要附一段专论女性文学。近代文学写女性，大半以“多愁多病”为美人的模范。古代却不然。《诗经》所赞美的是“硕人其颀”，是“颜如舜华”。楚辞是赞美的是“美人既醉朱颜酡，娭光眇视目层波”。汉赋所赞美的是“精耀华烛，俯仰如神”，是“翩若惊鸿，矫若游龙”。凡这类形容词，都是以容态之艳丽，和体格之俊健合构而成，从未见以带着病的恹弱形态为美的。以病态为美，起于南朝，适足以证明女学界的病态。唐宋以后的作家，都汲其流，说到美人，便离不了病，真是文学界一件耻辱。我盼望往后文学家描写女性，最要紧先把美人的康健恢复才好。

    此启超论情感之文学也。论非情感之文学曰：

    文章作用，和语言一样，都是要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人家。但是所谓思想，实具有两种条件：（一）有内容的。譬如令小儿为文，他胸中本来一无所有，强令执管，决不成文。又如考试的八股文章，和骈体的应酬文字，虽然成文，还是没有内容的，所以于文章上绝无价值。（二）有系统的。虽然有了种种思想，还须加以有条理的排列才好，否则如乱石一堆，不能成文。古人说“言之有物”，就是有内容，“言之有序”，就是有系统。传达思想亦有两条件：（一）须适中。所言嫌多或嫌少，都不合。吾们做文章，须要言所欲言，不多不少，意尽则言止，到恰好的地位才兴。（二）须明晰。传达思想，须使人能明白。孔子云：“辞达而已矣。”可知辞贵乎“达意”，复加“而已”两字，可知“达意”之外，无事他求也。大凡做成功一篇文章，总须具备此四种条件才好。

    至于做文章的功夫，可分做两步：（一）结构，（二）修辞。结构可以学而致，修辞则要在天才。同一意思，或说来索然无味，或说来妙趣环生，此全在天才。孟子云：“大匠能予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我说：“教师能够教人做文章的一个结构，未必能教人做文章修辞一定修得好。”但是文章也有结构而不好的，断乎没有无结构而能好的，我今天讲的就是怎样整理思想成一个结构。

    结构也各种文章不同。文章种类，可以思想途径之不同而区分为两类：（一）将客观的事物取入以充吾思想之内容者，为客观的，属记述文。（二）以我之思想发出者，为主观的，属论辨文。然而人人不能不用功夫做客观之叙述，不必人人能做主观的论辨。因为主观的论辨，须要自出主张，有识见，才有议论，这不是容易的。就是主观的论辨，也离不掉客观的事实做材料。倘使吾们一切事物，见见闻闻，都像影戏一样闪过去就算，不能做客观的叙述功夫，那就要做主观的论证，也全没有把鼻，所以客观的叙述最要紧，也最有用。

    客观的叙述可分两种：（一）记静态。（二）记动态。静态是一事物已经完全，或比较的已成固定状态，或前后均有变动而中间一部已归静止。记静态和绘画一样，一人形状，尽管前后无定，那绘画者，只取现在一定之形状来画。又如山水风景，尽管气象万千，画的人只取现在所呈之景象来画一样。举个例，就像一种书之提要是。动态是人、物、事的活动状况。记动态，系记人、物、事活动之过程，如留声机，各人曲调不同，而高下疾徐，皆能传出，又如电影，仅视其一片，不成形象，及统合演放，可成一完全戏剧，如传记及记事本末等皆是。大抵记述文，不外记静态与动态。或记静中之动，或记动中之静，或记静中之静，或记动中之动，皆不外静、动两种。

    静态有单纯的，有复杂的。如做一种书之提要，系单纯的，做几种书之提要，则为比较的复杂。又如记一山一河，为单纯的，记许多山、许多河，则为复杂。动态亦然，如一人在一时间有一种动作，为单纯的，记多数人在一时间有种种动作，或在不同时间为一种动作，为复杂的。文章难易之分，即在于是。记单纯者较易，记复杂者较难。惟无论记何种状态，精神须顾到两方面：（一）外表的。（二）内容的。如叙一种书共几篇几页，为外表的，而是书之要义在何处，则为内容的。又如作战记，孰胜孰败，为外表的，而其人之性格品行等，均能借以看出，为内容的。

    作文有以简驭繁之法，即收空间与时间之关系而整理之。凡空间发生一事，或时间发生一事，均有不并容性。即在一时间发生之事，在空间必不相容。反之在空间发生之事，在时间亦必不相容。记静态以空间为主，时间为辅。记动态以时间为主，空间为辅。但无论记空间与时间，尤有一种原则，即不能单记平面，必须有一部甚详，一部较略，配搭成文，这就是所谓思想的整理。

    此其大略也《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并非据《改造》四卷九号刊载梁氏手定讲稿，乃录自《时事新报》通信中，以较简赅也。启超自欧游归，壹屏向者新民体之政论不为，而周游讲学，历任东南大学、清华研究院教授，时时为语体文之学术论著，以饷遗我国人。又欲创设国学院，其设计可得而陈者六事：第一，编审国学丛书。以一百种为一集，其目分学术思想以校理阐发先哲某家某派之学说为主，其译述外国书及自己创作皆不采、文艺以诠述批评前代作家或作品为主，自己创作不采、历史一、各科专史，为中国文学史、中国音乐史之类，题目或总或分，或大或小，皆不拘。二、时代史，如有史以前史、春秋史、两汉史等、地理、自然科学例如中国矿物学、中国生物学等、社会现状等项。此丛书由本院拟定题目，聘请专家编著，或收已成之稿，其海外著作可采，或亦译登，每年最少出二十四种，除专聘所编外，其投著稿、译稿者，或优给酬金，或受其版权，或量给奖励金，版权仍归作者。第二，编辑近代学术文编及国学海外文编。略师贺氏《经世文编》之例，广搜清初迄今学者专集及杂志中所发表凡研究国学有价值之文字专书不录，分类编录，使学者可以尽见难得之资料，且省翻检之劳。此书以一年完成之。海外文编，则专译欧、美、日本研究中国学术事情之著者。第三，编制大辞书：一百科总辞书，二分科专门辞书。第四，校理古籍。凡古籍有不朽价值而较难读者，例如六经、诸子、四史、《通鉴》等，择出二三十种，精校简择，加圈点、符号，补图表，冠以详核之解题，令青年学子人人能读，且引起兴味，拟于五年内将最重要的古籍校理完竣。第五，续辑《四库全书》。搜辑《四库》未收书及乾嘉以后名著，编定目录，撰述提要。第六，重编佛藏。精择各宗派代表之经论，删伪删复，再益以续藏中之主要论疏，约泐成三千卷，各书附以提要。造端宏大，以语掌邦教者，徒惊其言之河汉无涯而已。每自叙曰：“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尝有诗题其女令娴《艺术馆日记》云：‘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顾启超虽自知其病而改之不勇，中间又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业。识者谓启超若能永远绝意政治，且裁敛其学问欲，专精于一二点，则于将来之思想界，当更有所贡献，否则亦适成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而已。”可谓有自知之明者也，用以卒吾篇。其最近刊布著书：有《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梁任公近著》、《梁任公学术演讲集》诸书，兹不具论，而著其涉于文学者。以民国十七年卒，年五十七。

    二、逻辑文

    严复　章士钊　附黄远庸

    自衡政操论者习为梁启超排比堆砌之新民体，读者既稍稍厌之矣，于斯时也，有异军突起，而痛刮磨湔洗，不与启超为同者，长沙章士钊也。大抵启超之文，辞气滂沛，而丰于情感。而士钊之作，则文理密，察而衷以逻辑。逻辑者，侯官严复译曰名学者也。惟士钊为人，达于西洋之逻辑，抒以中国之古文，绩溪胡适字之曰欧化的古文，而于是民国初元之论坛顿为改观焉。然中国言逻辑者，始于严复，而士钊逻辑古文之导前路于严复，犹之梁启超新民文体之开先河自康有为也，故叙章士钊者宜先严复，犹之叙梁启超者必溯康有为。然而康有为、梁启超之视严复、章士钊，其文章有不同而同者，籀其体气，要皆出于八股。八股之文，昉于宋元之经义，盛于明清之科举，朝廷以之取士者逾六百年。而其为之工者，无不严于立界犯上连下，例所不许，巧于比类截搭、钓渡，化散为整，即同见异，通其层累曲折之致，其心境之显呈、心力之所待，与其间不可乱、不可缺之秩序，常于吾人不识不知之际，策德术心知以入慎思明辨之境涯，而不堕于卤莽灭裂。每见近人于语言精当，部分辨晰，与凡物之秩然有序者，皆曰合于逻辑矣，盖假欧学以为论衡之绳墨也。然就耳目所睹记，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此论思之所以有裨，而数百年来，吾祖若宗德术心智之所资以砥砺而不终萎枯也欤？迄于清末，而八股之文随科举制以俱废，而流风余韵，犹时时不绝流露于作者字里行间。有袭八股排比之调，而肆之为纵横轶宕者，康有为、梁启超之新民文学也。有用八股偶比之格，而出之以文理密察者，严复、章士钊之逻辑文学也。论文之家，知本者鲜。独章炳麟与人论文，以为严复气体比于制举，而胡适论梁启超之文，亦称蜕自八股，斯不愧知言之士已。若论逻辑文学之有开必先，则不得不推严复为前茅，叙章士钊而先严复，庶几先河后海之义云。

    严复，原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几道，福建侯官人也。早慧，师事同里黄宗彝，治经有家法，饫闻宋、元、明儒先学行。让清同治间，同县沈葆桢号知兵，以巡抚居忧在里，奉诏创船政，招试英髦，储海军将才，得复文，奇之，用冠其曹，则年十四也。既卒业，从军舰练习，周历南洋、黄海。日本窥台湾，葆桢奉命筹边，挈复东渡诇敌，勘量各海口。光绪二年，派赴英国海军学校，肄战术及炮台建筑诸学。是时日本亦始遣人留学西洋，伊藤相、大隈伯之伦皆其选，而复试辄最上第。湘阴郭嵩焘以侍郎使英，时引与论析中西学同异，穷日夕不休，比学成归，葆桢已薨，无用之者。于是发愤治八比，冀以科第显，纳粟为监生，应南北乡试者再，佹得复失。而合肥李鸿章方总督直隶，领北洋大臣，器复之能，乃辟教授北洋水师学堂。复见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学归者，既用事图强，径翦琉球，则大戚。常语人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牛耳。闻者弗省。鸿章亦嫌其危言激论，不之亲也。法越事裂，鸿章为德璀琳辈所绐，皇遽定约，惎言者摘发，疑忌及复，复亦愤而自疏。及鸿章大治海军，以复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甲午之战，海军熸于日，割地赔款，仅以无事。德宗大恨，锐欲变法，特诏遴人才。复被荐，以二十四年戊戌秋召对称旨，退上皇帝万言书，大略言：“中国积弱，于今为极，此其所以然之故，由于内治者十之七，由于外患者十之三耳。而天下汹汹，若专以外患为急者，此所谓为目论者也。今日各国之势，与古之战国异。古之战国务兼并，而今之各国谨平权，此所以宋、卫、中山不存于七雄之世，而荷兰、瑞士、丹麦尚瓦全于英、法、德、俄之间。且百年以降，船械日新，军兴日费，量长较短，其各谋于攻守之术也亦日精，两军交绥，虽至强之国，无万全之算也，胜负或异，死丧皆多，且难端既构，累世相仇，是以各国重之。使中国一旦自强，与各国有以比权量力，则彼将隐销其侮夺觊觎之心，而所求于我者，不过通商之利而已，不必利我之土地人民也。惟中国之终于不振而无以自立，则以此五洲上腴之壤，无论何国得之，皆可以鞭笞天下，而平权相制之局坏矣。虑此之故，其势不能不争，其争不能不力。然则必中国自主之权失，而后全球杀机动也。虽然，彼各国岂乐于是哉？争存自保之道，势不得不然也。今夫外患之乘中国，古有之矣。然彼皆利中国之弱，而后可以得志。而今之各国，大约而言之，其用心初不若是，是故徒以外患而论，则今之为治，尚易于古叔季之时。夫易为而不能为，则其故由于内治之不修，积重而难反，而外患虽急，尚非吾国病本之所在也。其在内治云何？法既敝而不知变也。今日吾国之富强，民之智勇，无一事及外洋者，其所以然之故，所从来也远。大抵建国立群之道，一统无外之世，则以久安长治为要图，分民分土、地丑德齐之时，则以富国强兵为切计，此不易之理也。顾富强之盛，必待民之智勇而后可几，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争竞磨砻而后日进，此又不易之理也。欧洲国土，当我殷周之间，希腊最盛，文物政治皆彬彬矣。希腊中衰，乃有罗马。罗马者，汉之所谓大秦者也，庶几一统矣，继而政理放纷，民俗抵冒，上下征利，背公营私，当此之时，峨特、日尔曼诸种起而乘之，盖自是欧洲散为十余国焉，各立君长，种族相矜，互相砥砺，以胜为荣，以负为辱。盖其所争，不仅军旅疆场之间而止，自农工商贾至于文词学问，一名一艺之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于相忌，终以相成，日就月将，至于近今百年，其富强之效，遂有非余洲所可及者，虽曰人事，抑亦其地势之乖离破碎使之然也。至我中国则北起龙庭、天山，西缘葱岭、轮台之限，而东南界海，中间数万里之地，带山砺河，浑整绵亘，其地势利为合，而不利为分，故当先秦、魏、晋、六朝、五代之秋，虽暂为据乱，而其治终归于一统。统既一矣，于此之时，有王者起，为之内修纲维而齐以法制，外收藩属而优以羁縻，则所以御四夷而抚百姓，求所谓长治久安者，事已具矣。夫圣人之治理不同，而其求措天下于至安而不复危者，心一而已。圣人之意，以谓天下已治已安矣，吾为之弥纶至纤悉焉，俾后世子孙谨守吾法，而有以相安养，相保持，永永乐利，不可复乱，则治道至于如是，是亦足矣。吾安所用富强为哉？是故其垂谟著诫，则尚率由而重改作，贵述古而薄谋新。其言理财也，则重本而抑末，务节流而不急开原，戒进取，敦止足，要在使民无冻饿，而有以制丰歉、供租税而已。其言武备也，则取诘奸宄，备非常，示安不忘危之义，外之无与为絜长度大之劲敌，则无事于日讲攻守之方，使之益精益密也，内之与民休息，去养兵、转饷之烦苛，则无由蓄大支之劲旅也。且圣人非不知智勇之民之可贵也，然以为无益于治安而或害吾治，由是凡其作民厉学之政，大抵皆去异尚同，而旌其纯良谨悫，所谓豪侠健果，重然诺，与立节概之风，则皆惩其末流而黜之矣。夫如是，数传之后，天下靡靡驯伏，易安而难危，乱民无由起，而圣人求所以措置天下之方，于是乎大得。此其意非必欲愚黔首，利天下，私子孙也，以为安民长久之道莫若此耳。盖使天下常为一统而无外，则由其道而上下相维，君子亲贤，小人乐利，长久无极，不复乱危，此其为甚休可愿之事，固远过于富强也。不幸为治之事，弊常伏于久安之中，而谋国之难，患常起于所防之外，此自前世而已然矣。而今日乃有西国者，天假以舟车之利，闯然而破中国数千年一统之局，且挟其千有余年所争竞磨砻而得之智勇富强，以与吾相角，于是吾所谓长治久安者，有儳然不终日之势矣。今使中国之民，一如西国，则见国势倾危若此，方且相率自为，不必惊扰仓皇，而次第设施，自将有以救正，而数稔之间，吾国固已富已强矣。顾中国之民有所不能者，数千年道国明民之事，其处势操术与西人绝异故也。夫民既不克自为，则其事非倡之于上，固不可矣。然所以成其如是者，率皆经数千载自然之势流衍而来，对待相生，牢不可破，故今日审势相时而思有所变革，则一行变甲，当先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内，由是以往，胶葛纷纭，设但支节为之，则不特徒劳无功，且所变不能久立。又况兴作多端，动縻财力，使其为而寡效，则积久必至不支，此亦事之至可虑者也。”所论通达治体，而出之以至诚悱恻，徒以其后言变法而推极论之，必先破把持之局，语为大臣所嫉，格不得上，而政局亦变，德宗被幽。后二年拳匪祸作，自是避地居上海者七年。

    复既摈不用，则殚心著述，蕲于匡时拂俗。既于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失得，证明而会通之，壹治之以名学而推本于求诚。诚者非他，真实无妄之知是已。名学者，求诚之学也。顾其所重尤专在求，据已知以推未知，席既然以睹未然，其已知既然，为公例可也，为散著可也。名学所辩论，非所信者也，在据所征以为信。盖信一理一言者，必不徒信也，必有其所以信者，此所以信者，正名学所精考微验而不敢苟者也。顾吾国所谓学，告吾以所以信者则如何？自晚周、秦、汉以来，大经不离言辞文字而已，求其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如西人所谓学于自然者，不多遘也。夫言词文字者，古人之言词文字也，乃专以是为学，故极其弊为支离，为逐末，既拘于墟而束于教矣，而课其所得，或求诸吾心而不必安，或放诸四海而必不准，如是者，转不若屏除耳目之用，收视反听，归而求诸方寸之中，辄恍然而有遇，此达摩所以有廓然无圣之言，朱子晚年所以恨盲废之不早，而王阳明居夷之后，亦专以先立乎其大者教人也。惟善为学者不然，学于言辞文字以收前人之所以得者矣，乃学于自然。自然者何？内之身心，外之事变，精察微验，而所得或超于向者言辞文字外也，则思想日精，而人群相为生养之乐利，乃由吾之新知而益备焉，此天演之所以进化，而世所以无退转之文明也。知者，人心之所同具也。理者，必物对待而后形焉者也。吾心之所觉，必证诸物之见象，而后得其符也。王阳明谓：“吾心即理。”使六合旷然无一物以接于吾心，当此之时，心且不可见，安得所谓理者哉？此中国言明心见性，而不本之格物致知者之所以为修辞不立其诚也。然执是遂谓中国言词文字之所著者，一切无当于学，则亦不可也。古书难读，中国为甚。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岂徒言语文字之散著者而已？即至大义微言，古之人殚毕生之精力以从事于一学，当其有得，藏之一心则为理，动之口舌，著之简策则为词，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载焉以传之故。自后人之读古人之书，而未尝为古人之学，则于古人所得以为理者，已有切肤精怃之异矣。又况历时久远，简牍沿讹，声音代变则通假难明，风俗殊尚则事意参差，夫如是，则虽有故训疏义之勤，而于古人诏示来学之旨，愈益晦矣。故曰：“读古书难。”虽然，彼所以托焉而传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诚精，其事诚信，则年代、国俗无以隔之，其故不传于兹，或见于彼，事不相谋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得，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占毕为学者万万有加。而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此可与知者道，难与不知者言也。夫以西学识古，以实验治学，后来胡适倡新汉学者之所持以为揭帜，而实导之于复。复常以为中西二学，兼途并进，或者藉自它之耀，祛旧知之蔽。译有英哲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耶方斯《名学浅说》、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甄克思《社会通诠》、法人孟德斯鸠《法意》诸书。凡译一书，与他书有异同者，辄旁考博证列入后案，张皇幽眇以补漏义，尤能以古文辞达奥旨，而不龂龂于字比句次之间。国人之言以古诗体译西诗者，自苏玄瑛，言以古文辞译小说者，自林纾，而言以古文辞译欧西政治、经济、哲学诸科，盖自复启其机焉。自以生平师事服膺者，厥惟桐城吴汝纶，每译一书，必以质正。汝纶既高文硕望，常以：“晚周以来，诸子各自名家，其大要有集录之书，有自著之言。集录者，篇各为义，不相统贯，原于《诗》、《书》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干，枝叶扶疏，原于《易》、《春秋》者也。汉之士争以撰著相高，其尤者，《太史公书》继《春秋》而作，杨子《太玄》，拟《易》而为之，是皆所谓一干而枝叶扶疏者也。及唐中叶，而韩退之氏出，源本《诗》、《书》，一变而为集录之体，宋以来因之。是故汉氏多撰著之编，唐宋多集录之文，其大略也。集录既多，而向之所谓撰著之体不复多见，间一见之，其文采不足以自发，知言者摈焉勿列也。独近世所传西人书，率皆一干而众枝，有合于汉氏之撰著。”又惜吾国之译言，大抵弇陋不文，不足传载其义。独推复博涉兼能，文章学问，奄有东西数万里之长，扬子云笔札之功，赵充国四夷之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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