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首

    一、总论

    昔清儒焦循以为一代文学有一代之所胜，欲自楚骚以下，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而胡适亦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披二十四朝之史，每一鼎革，政治、学术、文艺，亦若同时告一起讫，而自为段落。然事以久而后变，道以穷而始通。殷因夏礼，周因殷礼，其所损益者微也。秦燔诗书，汉汲汲修补，惟恐不逮，其所创获者浅也。六代骈俪，沿东京之流。北朝浑朴，启古文之渐。唐之律诗，远因陈隋。宋之诗余，又溯唐季。唐之韩柳，宋之欧苏，欲私淑孟、庄、荀、韩以复先秦之旧也。元之姚虞，明之归柳，清之方姚，又祖述韩、柳、欧、苏以追唐宋之遗也。是则代变之中，亦有其不变者存。然事异世变，文学随之，积久而著，迹以不掩，而衡其大较，可得而论，兹以便宜分为四期：第一期自唐虞以迄于战国，名曰上古，骈散未分，而文章孕育以渐成长之时期也。第二期自两京以迄于南北朝，名曰中古，衡较上古，文质殊尚。上古之文，理胜于词，中古之文，渐趋词胜而词赋昌，以次变排偶，驯至俪体独盛之一时期也。第三期自唐以迄元，谓之近古。中古之世，文伤于华，而近古矫枉，则过其正，又失之野，律绝之盛而词曲兴，骈文之敝而古文兴，于是俪体衰而诗文日趋于疏纵之又一时期也。第四期明清两朝以迄现代。唐之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宋之言文章者宗之，于是唐宋八大家之名以起。而始以唐宋为不足学者，则明之何景明、李梦阳也。尔后谭文章者，或宗秦汉，或持唐宋，门户各张。迄于清季，词融今古，理通欧亚，集旧文学之大成而要其归，蜕新文学之化机而开其先。虽然，中国文学史之时代观，有不可与学术史相提并论者。试以学术言：唐之经学，承汉魏之训诂而为正义，佛学袭魏晋之翻译而加华妙，似不宜与宋之理学比，而附于陈隋之后为宜。而自文学史论：沈宋出而创律诗，韩柳出而振古文，温韦出而有倚声，则开宋元文学之先河，而以居宋元之首为宜。故谓学术史之第二期，始两汉而终五代，与文学史同其始而不同其终。而第三期则始于宋而终明，与文学史殊其终，并不同其始。盖明之学术，实袭宋朱陆之成规而阐明之，不如文学之有何、李、王、李复古运动，轩波大起也。试得而备论焉。

    二、上古

    呜呼！文章之作也，其于韵文乎？韵文之作也，其于声诗乎？声诗之作也，其于歌谣乎？盖生民之初，必先有声音而后有话言，有话言而后有文字，故在六书未兴之前，人禀七情以生，应物斯感，感物吟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譬之林籁结响，调如竽笙，泉石激韵，和若球锽，夫岂外饰，盖自然耳。朱襄《来阴》之乐，包牺《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阕》，娲皇之《充乐》，其声诗之鼻祖也。惟上古之时，文字未著，徒有讴歌吟咏，纵令和以土鼓苇籥，必无文字雅颂之声，如此，则时虽有乐，容或无诗，譬之则傜僮之跳苗歌耳。是以缙绅士夫，莫得而载其辞焉，厥为有音无辞之世。是后鸟迹代绳，文字初炳，作始于羲皇之八卦，大备于黄帝之六书，而年世渺邈，则声采莫追。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尧时有《康衢歌》、《击壤歌》，虞舜有《卿云》、《南风》、“明良喜起”等歌，始有依声按韵，诵其言，咏其声，播之篇什而为诗歌者。

    虞舜诗之可信者，独见《尚书》之“明良喜起”歌，《尚书大传》之《卿云歌》。《南风歌》见称《礼·乐记》，而不著其词，见《尸子》，而辞气谐畅，疑若不类。然当日诗歌之属，必已多有。孔子于《帝典》录舜命夔之言曰：“诗言志，歌永言。”是诗教之始也。“明良喜起”歌者，《虞书》帝庸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赓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百工康哉。”又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凡三章，章三句，每句一音，虽以四言成句，而句有哉字语助，其实三言也。《卿云歌》曰：“卿云烂兮，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凡三句，每句一韵，虽以四言八言成句，而句有兮字语助，其实三言七言也。惟二典三谟记言之文，四言成句而寡将以助语，用也、矣、与、耶字者绝无，而哉字之语助亦止一二见。盖诗歌主音节，故成句之字数奇，而缀以语助，用以叶响。而言论则非同于歌咏，故典谟记载，多四言句而不用语助。此可以证韵文、散文之殊，在音节而不以句之奇与偶也。

    后世有作，韵文多为偶，而散文多用奇。然三代以上，韵文不尽偶，而散文不必奇。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体虽骈，必有奇以振其气；势虽散，必有偶以植其骨。仪厥错综，致为微妙。试以《尧典》为例：“钦明文思”一字为偶。“安安”叠字为偶。“允恭”、“克让”二字为偶。偶势变而生三，奇意行而若一。“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语奇也而意偶。“克明峻德”四字一句奇。“以亲九族”十六字四句偶。“协和万邦”十字二句奇，而“万邦”与“九族百姓”语偶，“时雍”与“黎民于变”意偶，是奇也而偶寓焉。“乃命羲和”一段奇，而“昊天”、“授时”隔句为偶，中六字纲目为偶。“分命”、“申命”四段，章法偶而辞悉奇。自“帝曰咨”至“庶绩咸熙”一段奇，“期三百”十七字参差为偶，“允厘”八字颠倒为偶，而意皆奇。故双必意偶；“钦明”、“允恭”等句是也。单意可奇可偶，“光被”、“允厘”等句是也。其中“以亲九族”四句，“慎徽五典”四句，凡数目之字，已无不对待整齐矣。“流共工于幽州”四句，竟居然以人名对人名，地名对地名焉，但不调平仄而已。然《关雎》“关关雎鸠”四句，以雎鸠雌雄相应和，兴君子之必得淑女为好逑，意似偶而句法不偶。“参差荇菜”四句偶，而承之曰“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则又奇矣。首尾奇而中间以偶，骈文络乎散文之间，犹之偶数络乎奇数之间也。文之初创，骈散间用。数之初创，奇偶间用。厥后数理日精，奇数与偶数遂各立界说。文法日备，骈文与散文乃自为家数。喜骈，则成诗赋一流。嗜奇，则为散韵一派。又或合乐则以文语，记事则以散行，而纯主偶者为骈体，纯主奇者称散文。然则骈散古合今分者，亦文字进化之一端欤。

    惟声律之用，本于性初，发之天籁。故古人之文，化工也，多自然而合于音，则虽无韵之文，而往往有韵，苟其不然，则虽有韵之文而时亦不用韵，终不以韵而害意也。《诗三百》，有韵之文也，乃一章之中，有二三句不用韵者，如“瞻彼洛矣，维水泱泱”之类是矣。一篇之中，有全章不用韵者，如《思齐》之四章、五章，《召旻》之四章是矣。又有全篇无韵者，《周颂·清庙》、《维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时迈》、《武》诸篇是矣。说者以为当有余声，然以余声相协，而不入正文，是诗亦有不用韵者也。伏羲画卦，文王系之辞也，凡卦辞之系者时用韵，《蒙》之“渎”、“告”，《解》之“复”、“夙”，《震》之“”、“哑”，《艮》之“身”、“人”，皆叶韵也。孔子赞《易》十篇，其《彖》《象》传、《杂卦》五篇用韵，然其中无韵者亦十之一。《文言》、《系辞》、《说卦》、《序卦》五篇不用韵，然亦间有一二，如“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此所谓化工之文，自然而合者，固未尝有心于用韵也。《尚书》之体，本不用韵，而《大禹谟》“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伊训》“圣谟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太誓》“我武惟扬，侵予之疆，取彼凶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皆用韵。礼之为体，据事制范，章条纤曲，好礼君子，随所闻见，得即录之，名曰《礼记》，方放废是惧，遗文掇拾，奚遑协音成韵，金声而玉振之乎？然《曲礼》“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礼运》“元酒在室，醴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是谓承天之祜”，《乐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此其宫商大和，翻回取均，声不失序，音以律文，如刘彦和所谓“标情务远，比音则近，吹律胸臆，调钟唇吻”者，庶几得之。左氏传经，亦多叶韵，见于近人著述中所举者更难以悉数。即如四子书中，子思、孟轲之书皆散文，而《中庸》曰：“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又曰：“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七篇曰：“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勿食，劳者勿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至如诸子之书，亦多有韵者，今试举老、庄而言：《老子》：“元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庄子》：“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子思、孟轲、老子、庄子，断非有意于用韵者也，而读其所作，谓非用韵而不可也。盖冲口而出，自为宫商，此即《乐记》所谓声者由人心生者也。故曰：“有歌谣而后有声诗，有声诗而后有韵文，有韵文而后有其他诸体文。”

    《诗三百》之用韵，于不规律中，渐有规律，而为后世一切诗体之宗，其用韵之法有三：首句、次句连用韵，隔第三句，而于第四句用韵者，《关雎》之首章是也，凡汉以下诗及唐人律诗之首句不用韵者源于此。一起即隔句用韵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汉以下诗及唐人律诗之首句不用韵者源于此。自首至末，句句用韵者，若《考槃》、《清人》、《还》、《著》、《十亩之间》、《月出》、《素冠》诸篇，又如《卷耳》之二章、三章、四章，《车攻》之一章、二章、三章、七章，《车发》[1]之二章、三章、四章、五章是也，凡汉以下诗，若魏文帝《燕歌行》之类源于此。自此而变，则转韵矣。转韵之始，亦有连用隔用之别，而错综变化，不可以一体拘，于是有上下各自为韵，若《兔罝》及《采薇》之首章，《鱼丽》之前三章，《卷阿》之首章者。有首末自为一韵，中间自为一韵，若《车攻》之五章者。有隔半章自为韵，若《生民》之卒章者。有首提二韵而下分二节承之，若《有瞽》之篇者。此皆诗之变格，然亦莫非出于自然，非有意为之也。

    孔子博学于文，好古敏以求之。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盖继往开来，而集二帝三王文学之大成者也。稽之载籍，可考见者五事。（甲）正文字　孔子在卫，曰“必也正名”，郑玄以正名谓正书字也。盖孔子将从事于删述，则先考正文字。春秋之时，文字虽秉仓史之遗，而古之作字者多家，其文往往犹在，或相诡异，至于别国，殊音尤众。孔子之至是邦也，必闻其政，又观于旧史氏之藏、百二十国之事，佚文秘记，远俗方言，尽知之矣。于是修定六经，将择其文之近雅驯者用之以传于学者，故以周公《尔雅》教人，其余亦颇有所定。六经文字极博，指义万端，间有仓史文字所未赡者，则博稽于古，不主一代，刑名从商，爵名从周之例也。春秋异国众名，则随其成俗曲期，物从中国，名从主人之例也。太史公往往称孔氏古文，以虽同是仓史文字，而经孔子考定以书六经，则谓孔子古文焉。意孔子当日必别有专论文字之书，其见引于许慎《说文》者不一。孔子曰：“一贯三为王。”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孔子曰：“黍可为酒，禾入水也。”“儿，仁人也，孔子曰：‘在人下故诘屈。'”孔子曰：“乌，眄呼也，取其助气，故以为乌呼。”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举也。”孔子曰：“狗，叩也，叩气吠以守。”孔子曰：“视犬之字，如画狗也。”孔子曰：“貉之为言恶也。”孔子曰：“粟之为言续也。”许慎谓孔子书六经皆以古文。《论语》“《诗》、《书》、执礼”谓之雅言，文字自孔子考定，始臻雅驯也。此孔子定文字之证。（乙）订诗韵　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盖古诗皆被弦歌，诗即乐也。近世言古音者，如顾炎武、江永以来，并以《诗》为古之韵谱。夫《诗三百》删自孔子，是即孔子之韵谱也，以殊时异俗之诗，其韵安能尽合，意孔子就原采之诗，不惟删去重复，次序其义，而于韵之未安者，亦时有所正，故曰“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也。《史记·孔子世家》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则孔子未正以前，或不协于弦歌，既正以后，学者即据之为韵谱，故易象、楚辞、秦碑、汉赋用韵与《诗三百》合，皆本孔子矣。（丙）用虚字　上古文字初开，实字多，虚字少。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虚字不多，然木强寡神。至孔子之文，虚字渐备，赞《易》用者、也二字特多。而《论语》、《左传》，其中之、乎、者、也、矣、焉、哉无不具备，作者神态毕出，尤觉脱口如生，此实中国文学一大进步，盖文学之大用在表情，而虚字者，则情之所由表也，文必虚字备而后神态出焉。（丁）作文言　文言者，孔子之所作也。孔子以前，有话言而无文言。近人蔡元培称：“文言用古人的话传达今人的意思。”虽然，古人之话，果足当今之所谓文言乎？余不能无疑也。不知古人自有古人之话，古人自有用话所作一种通俗之白话文学书，即《尚书》、《诗经》是也。夷考《尚书》之《尧典》、《皋陶谟》、《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洪范》、《康诰》、《无逸》、《君奭》、《立政》、《顾命》、《文侯之命》诸篇，当日对话之文也。《甘誓》、《汤誓》、《盘庚》、《牧誓》、《多士》、《费誓》、《秦誓》诸篇，当众演说之辞也。《大诰》、《多方》、《吕刑》诸篇，当日演说之文也。太史陈诗以观民风，而十五国风，则采自民间歌谣，斯二者，在当日义取通俗，文不雅驯。“格”之训至也，来也。“殷”之训中间之中也。“采”之训事也。“肆”之言于是也。“刘”之言杀也。“诞”与“纯”之言大也。“台”与“邛”之言我也。“莫莫”之言茂密也。“揖揖”之言会聚也。“蔑蔑”之言群飞也。“惄”之言饥也。“旁旁”之言驰驱也。“迈”之言去也，行也。“监”之言终了也。“伾伾”之言有力也。如此之类，古人用语，随在可以考见。然则《尚书》者，古人之白话文也。《诗经》者，古人之白话诗也。惟话言不能无随时变迁，后人读而不易晓，遂觉为佶屈聱牙焉。《尔雅》一书，有《释诂》、《释言》、《释训》三篇，是即以中古以来通用之文言，而注释《诗》、《书》之古语也。蔡元培云：“司马迁《史记》……记唐虞的事，把‘钦’字都改作‘敬’字，‘克’字都改作‘能’字，记古人的事，还要改用今字。”若自余观之：司马迁以“敬”改“钦”，以“克”改“能”，乃是依孔子以来通用之文言，改订唐虞之古语，而非如蔡氏所云“记古人的事，改用今字”也。此为中国最古之白话文学。此外十三经之中，如《春秋左氏传》、《孝经》、《论语》、《孟子》、《礼记》之类，作于孔子之后者，之文言而非白话，与《尚书》、《诗经》不同。所以字句之间，后人读之易晓，便不似《尚书》、《诗经》之聱牙涩舌，此可以见今所谓文言，是从孔子以来到今通用，而不似古人之话之受时间制限。《书·盘庚》：“乃话民之弗率。”东坡《书传》曰：“民之弗率……以话言晓之。”是《盘庚》之为古人之话，明也，而《盘庚》之佶屈聱牙特甚。孔子作《易》乾坤两卦文言，明明题曰文言而不称做话，然而句法、字法，与今之所谓文言无大殊。更可见古人之话，自别有一种，而非即今之所谓文言也。自孔子作文言以昭模式，于是孔门著书皆用文言。左丘明受经仲尼，著《春秋传》，文言也。有子、曾子之门人，记夫子语，成《论语》一书，亦文言也。曾子问孝于仲尼，而与门人弟子言之，门弟子类记而成《孝经》，亦文言也。《檀弓》、《礼运》，皆子游之门人所记，亦文言也。可见仲尼之徒，著书立说，无不用夫子之文言者，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虽然，夫子之文章，不曰诵而曰闻者，盖古用简策，文字之传写不便，往往口耳相授。阮元曰：“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衍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此孔子于《易》所以著《文言》之篇。”然则文言非古人之话，明也。大抵孔子以前，为白话文学时期，而孔子以后，则为文言文学时期。孔子曰：“辞达而已。”“达”即《论语》“己欲达而达人”之“达”。达之云者，时不限古今，地不限南北，尽人能通解之谓也。如之何而能尽人通解也？自孔子言之，只有用文言之一法。孔子曰：“书同文。”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此之所谓“远”，指空间言，非指时间言，是“纵横九万里”广远之“远”，而非“上下五千年”久远之“远”。推孔子之意，若曰：“当今天下各国，国语虽不同，然书还是同文。倘使吾人言之无文，只可限于方隅之流传，而传之远处，则不行矣。”所谓“言之有文”者，即阮元所谓“寡其词，协其音……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之言也。时春秋百二十国，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所占国籍不少，当日国语既未统一，如使人人各操国语著书，则鲁人著书，齐人读之不解。观于《公羊》、《谷梁》，已多齐语、鲁语之分。更何论南蛮舌如所称吴楚诸国。此孔子于《易》，所以著文言之篇而昭弟子之法式者欤？盖自孔子作文言，而后中国文学之规模具也。（戊）编总集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厥为诗之第一部总集。孔子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厥为文之第一部总集。则是总集之编，导源《诗》、《书》，而出于孔子者也。惟《诗》者风、雅、颂以类分，而《书》则虞、夏、商、周以代次。则是《诗》者，开后世总集类编之先河，而《书》则为后世总集代次之权舆也。子以四教，而文居首。及游夏并称文学之彦，而子夏发明章句。懿欤休哉，此所以为六艺之宗，称百世之师欤。

    三、中古

    凡经之《易》、《诗》、《礼》、《春秋》，传之《左》、《公》、《谷》，子之《墨》、《老》、《孙》、《吴》、《孟》、《荀》以及《公孙龙》、《韩非》之属，集之楚词，莫匪戛戛独造，自出机杼。是上古之世，文学主创作，而中古以后，则摹仿者为多。《史记·律书》仿《周易·序卦》，司马相如《大人赋》仿屈原《远游》，扬雄为汉代文宗，而其《太玄》摹《易》，《法言》摹《论语》，《方言》摹《尔雅》，《十二箴》摹《虞箴》，《谏不许单于朝》摹《国策·信陵君谏伐韩》，《甘泉赋》摹司马相如《大人赋》，几于无篇不摹，而班固《汉书·地理志》仿《禹贡》，陆机《辨亡论》、干宝《晋纪·总论》仿贾生《过秦论》，如此之类，不可悉数。

    章学诚曰：“西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入《新书》，相如词赋但记篇目，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汇次诸体，裒焉而为文集者也，诸子衰而文集之体盛。”吾则谓文集兴而“文”、“学”之途分。何也？韩非子《五蠹篇》力攻文学，而指斥及藏管、商、孙、吴之书者。秦丞相李斯请悉烧所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而以“文学”二字，冠诗书、百家语之上。太史公自序其书，举凡一切律令、军法、章程、礼仪，皆称之为文学。盖两汉以前，文与学不分。至两汉之后，文与学始分。六艺各有专师而别为经学。诸子流派益歧，而蔚为子部。史有马、班，而史学立。文章流别分于诸子，而集部兴。经、史、子、集，四部别居，而文之一名，遂与集部连称而为所专有。

    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曰：“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于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胜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则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盖北人擅言事之散文，而南人工抒情之韵语也。然战国以前，如经之《易》、《书》、《礼》、《春秋》，传之《左》、《公》、《谷》，子之《老》、《庄》、老子，楚苦县人，苦县即令河南鹿邑县。庄子，蒙人，蒙县在今河南商丘县之东北。本柳诒徵说。《孟》、《荀》等，其体则散文也，其用则叙述也，议论也，皆北方文学也。独《诗》三百篇，楚辞三十余篇，为言情之韵文耳。楚辞之为南方文学，固也。考《诗》之所自作，《吕氏春秋》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子乃作歌曰：‘侯人子猗。’实始作为南风。周公、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而郑樵为之说曰：“周为河洛，召为岐雍，河洛之南濒江，岐雍之南濒汉，江汉之间，二《南》之地，《诗》之所起在于此。屈宋以来，诗人墨客多生江汉，故仲尼以二《南》之地为作《诗》之始。”然则《诗三百》之始自南音，有明证矣。战国以前，所谓言情之韵文，可考见者，惟此与楚骚耳。未能与散文中分天下也。是为北方文学全盛时代。汉兴，而南人如枚叔、刘安、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之徒，寖与贾谊、晁错、董仲舒、刘向辈抗颜行。而司马迁撰《史记》，以史笔抒骚情，班固作《两都赋》，以赋体罗史实，且融裁南方文学以为北方文学矣。此实南方文学消长之一大枢机也。爰逮晋之东也，篇制溺乎玄风，嗤笑殉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宋初文咏，体有因革。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颜谢腾声，骖以鲍照，尤足启后代之津途。自汉以来，模山范水之文，篇不数语，而谢灵运兴会标举，重章累什，陶写流峙之形，后之言山水也，此其祖矣。晋之陆云，对偶已繁，而用事之密，雕镂之巧，始颜延之，齐梁声病之体，后此对偶之习，是其源矣。然较其工拙，延之雕镂，不及灵运之清新，亦逊鲍照之廉俊。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延之终身病之。照以俊逸之笔，写豪壮之情，发唱惊挺，操调险急，史称其文甚遒丽，信然。然其所短，颇喜巧琢，与延之同病，至其笔力矫健，则远过之，与谢并称，允符二妙。然国风好色不淫，楚词美人以喻君子，五言既兴，义同《诗》、《骚》，虽男女欢娱幽怨之作，未极淫放，至鲍照雕藻淫艳，倾侧宫体，作俑于前。永明、天监之际，颜谢寖微而鲍体盛行，事极徐庾，红紫之文，遂以不反。既而徐陵通聘，庾信北陷，北人承其流化，“矜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玄之状。世俗以此相尚，朝廷据此擢士”。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尝慨乎言之。厥为南方文学全盛时代。物极则反。《唐书·韩愈传》载：“愈常以为魏晋以还，为文者多相偶对，而经诰之旨，不复振起。故所为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后学之士，取为师法。”论者谓“文起八代之衰”，实则唾弃南方文学，中兴北方文学耳。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江左擅绮丽纤靡之文，自古然矣。顾有不可论于三国者，魏武帝崛起称伯，开基青豫，以文武姿，掞藻扬葩，把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子桓、子建，兄弟竞爽，亦擅词采，然华而不实，上有好者，下必殆甚。陈琳、阮瑀以符檄擅声，王粲、徐幹以词赋标美，刘桢情高以全采，应玚学优以得文，皆一时之秀。已萌晋世清谈之习，开江左六朝绮丽之风矣。夫江左六朝，建国金陵，阻长江为天堑，与北方抗衡，其端实自孙氏启之。孙权称制江东，号吴大帝，然文笔雅健，不为绮丽，《与诸将令》、《责诸葛瑾诏》，卓荦有西京之风焉。虞翻谏猎之书，简而能要。骆统《理张温表》，语亦详畅。而诸葛恪救国之论，慨当以慷，尤吴人文之可诵者。吴之末造，韦曜《博弈论》、华覈《请救蜀表》渐近偶俪，然质而不俚，以视魏武父子之风情隽上，词采秀拔，固有间矣。谁则谓南朝文士尽华靡者乎？至蜀为司马相如、扬雄词赋家产地，而陈寿称“诸葛亮文采不艳”，范谓“陈寿文艳不及相如，而质直过之”，是南人之文质直，转不如北人之藻逸工言情矣，可谓变例也。

    自魏文帝始集陈、徐、应、刘之文，自是以后，渐有总集，传于今者，《文选》最古矣。昭明太子序《文选》也，其于史籍，则云“不同篇翰”，其于诸子，则云“不以能文为贵”。盖必文而后选，非文则不选也。六朝之人，多以“文”、“笔”对举。《南史·颜延之传》：“竣得臣笔，测得臣文。”刘勰《文心雕龙》云：“无韵者笔，有韵者文。”或疑“文笔区分，《文选》所集，无韵者猥众。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则骈散诸体，一切是笔非文”，近儒章炳麟氏之所为致诮于昭明者也。不知六朝人之所谓“有韵者文”之“韵”，乃以语章句中之韵，非如后世之指句末之韵脚也。六朝不押韵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顿挫抑扬，皆有合乎宫羽。故沈约作《宋书·谢灵运传》论曰：“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合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以中，转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其指实发于子夏《诗大序》，谓“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又曰：“主文而谲谏。”郑玄曰：“声，谓宫商角徵羽也。”“声成文”，宫商上下相应。“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此子夏直指诗之声音而谓之文也，不指翰藻也。然则《诗·关雎》“鸠”、“洲”、“逑”押脚有韵，而“女”字不韵，“得”、“服”、“侧”押脚有韵，而“哉”字不韵，此正子夏所谓“声成文之宫羽也”。此岂诗人暗与韵合，匪由思至哉。子夏此序，《文选》选之，亦以抑扬咏叹，其中有成文之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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