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说明

    本书之构思约始于1941年，次年着笔，1949年6月完成。其写作经过具见作者自序。1949年11月成都路明书店初版竖排本，文字多错落。因时逢解放战争，流传不广。1987年6月，上海学林出版社据作者生前订正出版横排本，该社编者曾作个别删改。1990年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三卷时，又据路明书店版再次作文字和编排上的订正，并恢复删略字句。现据《全集》文本收入本卷，并再次据路明书店本和学林出版社本作文字上的订正和复原。又，本书部分内容曾专文刊布于《文化杂志》等刊物。

    自序

    这是我继《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于1920-1921)，《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作于1929-1931)，《乡村建设理论》(作于1932-1936)，而后之第四本书。先是1941年春间在广西大学作过两个月专题讲演。次年春乃在桂林开始着笔。至1944年陆续写成六章，约八万字，以日寇侵桂辍笔。胜利后奔走国内和平，又未暇执笔。1946年11月我从南京返来北碚，重理旧业，且作且讲。然于桂林旧稿仅用做材料，在组织上却是重新来过。至今--1949年6月--乃告完成，计首尾历时九年。

    前后四本书，在内容上不少重见或复述之处。此盖以其间问题本相关联，或且直是一个问题；而在我思想历程上，又是一脉衍来，尽前后深浅精粗有殊，根本见地大致未变，特别第四是衔接第三而作，其间更多关系。所以追上去看第三本书，是明白第四本书的琐钥。第三本书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内容分上下两部：上半部为认识中国问题之部，下半部为解决中国问题之部。--因要解决一个问题，必须先认识此一问题。中国问题盖从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人的势力和西洋文化蔓延到东方来，乃发生的。要认识中国问题，即必得明白中国社会在近百年所引起之变化及其内外形势。而明白当初未曾变的老中国社会，又为明白其变化之前提。现在这本《中国文化要义》，正是前书讲老中国社会的特征之放大，或加详。

    于此见出我不是“为学问而学问”的。我是感受中国问题之剌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从而根追到其历史，其文化，不能不用番心，寻个明白。什么“社会发展史”，什么“文化哲学”，我当初都未曾设想到这些。从一面说，其动机太接近实用(这正是中国人的短处)，不足为产生学问的根源。但从另一面说，它却不是书本上的知识，不是学究式的研究；而是从活问题和活材料，朝夕寤寐以求之一点心得。其中有整个生命在，并非偏于头脑一面之活动；其中有整整四十年生活体验在，并不是一些空名词假概念。

    我生而为中国人，恰逢到近数十年中国问题极端严重之秋，其为中国问题所困恼自是当然。我的家庭环境和最挨近的社会环境，都使我从幼小时便知注意这问题。(1)(具见于《我的自学小史》第四第五两节。)我恍如很早便置身问题之中，对于大局时事之留心，若出自天性。虽在年逾半百之今天，自叹“我终是一个思想的人而非行动的人；我当尽力于思想而以行动让诸旁人”，然我却自幼即参加行动。(2)(此指八岁时在北京市散发传单而说，事见《我的自学小史》。)我一向喜欢行动而不甘于坐谈。有出世思想，便有出世生活；有革命思想，便有革命实践。特别为了中国问题，出路所指，赴之恐后；一生劳攘，亦可概见。(3)(少年时先热心于君主立宪运动，次参预1911年革命，1927年以后开始乡村运动，1937年以后为抗战奔走，其中包含国内团结运动及巡历于敌后。至胜利后又奔走和平。)

    就在为中国问题而劳攘奔走之前若后，必有我的主见若心得。原来此一现实问题，中国人谁不身预其间?但或则不著不察；或则多一些感触，多一些反省。多感触多反省之后，其思想行动便有不得苟同于人者。纵不形见于外，而其衷之所存，未许一例相看。是之谓有主见，是之谓有心得。我便是从感触而发为行动，从行动而有心得，积心得而为主见，从主见更有行动；……如是辗转增上，循环累进而不已。其间未尝不读书。但读书，只在这里面读书；为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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