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明清

    （公元1368年——公元1839年）

    贾宝玉说：

    “说了半天，并没个明心见性之谈，

    不过说些什么文章经济，又说什么为忠为孝，

    这样人可不是个禄蠹么？”

    浦江清 （1904——1957）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

    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区）人，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曾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与朱自清合称“清华双清”。著有《浦江清文录》《屈原》及《杜甫诗选注》（合作）等。

    胡适 （1891——1962） 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

    曾任北京大学校长、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拥有三十六个博士学位（包括名誉博士），是世上拥有博士学位最多的人之一。他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领域都有 较深研究并开风气之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与领袖之一。

    《三国演义》

    浦江清

    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这是晚唐时代诗人杜牧的《赤壁》绝句。赤壁之战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仗，这首短短的绝句也是唐诗中间有名的。当时曹操统领了号称八十余万水陆大军，占据荆州，追击刘备，威胁东吴，他的雄图大略，自然在乎削平天下，绝不是为了铜雀台上缺少两位江南美人。诗人的设想是无中生有的，不合乎历史事实的。不过历史是历史，诗是诗。诗有诗的艺术，有诗的真实性。那一仗是周瑜侥幸成功了，要不然的话，东吴的生灵涂炭，连他自己的妻室被抓到铜雀台去也是完全可能的。通过“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样一个鲜明的形象，把当时东吴的危机和周郎侥幸成功的这个历史事实着重表现出来，是这首短诗的艺术创造。

    这里我们想到《三国演义》这部书。“孔明用智激周瑜”那一回书，似乎是得到杜牧诗句的启发的。诸葛亮劝周瑜不必劳师动众，只要肯把大乔小乔献给曹操，曹兵百万之众便可卸甲卷旗而退，并且他假装不知道大乔小乔是谁，还把曹子建的《登台赋》增改了字句作为证据，特地用来激恼周郎。好像不这么一激，周瑜还没有拒曹的决心似的。这些都是小说家凭空杜撰，完全无中生有，不合历史事实的。不过历史是历史，小说是小说。小说和诗密切地接近，都是艺术的创造。那一回书尽管是无中生有，却把诸葛亮和周瑜的两个典型性格表现得很真实。《三国演义》的源头很古，最早在晚唐时代已经有讲述三国故事的通俗说书，所以我们决不定是说《三国志》的由于杜牧诗句的启发添造出这段情节呢，还是杜牧听过通俗说书偶然用来作为诗的典故呢，两方面都有可能性，且不必管它。我们借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小说和诗歌的密切接近和血肉通连。长篇小说，按照文学理论，属于大型史诗这一类型；小说是散文体的史诗。

    必须分别，《三国演义》不是历史书而是历史小说。如果一一对证历史，不符合史实的部分很多。前人批评过这部书说“七实三虚”，七分是真人真事，三分是虚构的。照我们看，虚构的部分绝不止三分，就是连真人真事的部分也是经过文艺性的改造的。与其说“七实三虚”，不如说“三实七虚”，更其恰当。越是虚构的部分，文艺价值越高。拿赤壁战争来说，这一仗的描写从头至尾用了整整八回书，写得紧张生动，有声有色，极其精彩的。如果对证历史，三分是实，七分是虚。黄盖献诈降计是实事，苦肉受刑是增设的；阚泽实有其人，密献诈降书是虚；东吴定下火攻计是实，主要出于黄盖的计谋，诸葛亮和周瑜斗智是虚。诸葛亮借箭、借东风更是虚。蒋干偷书和庞统献连环计都是虚。人物是真，事情是假。苏东坡《赤壁赋》说曹孟德“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这是形象化的语言，概括了曹操的精神面貌，可是赋什么诗，怎样横槊，没有交代。《三国演义》就更具体地描写这个形象。曹操正唱着他的得意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那篇《短歌行》，而且一横槊便把个刘馥刺死了。刘馥实有其人，而且确实死在建安十三年，正是赤壁之战的那一年，可是谁知道他死在曹孟德横槊赋诗的当儿呢？小说家信手拈来，不可相信，但也无法批驳，妙在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捏合得情景逼真。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郭冲三事”：

    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唯留万人守城，晋宣帝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

    以上为郭冲三事文，注下有难者曰云云，驳此事之非实。加以论断曰：“故史书，对人民大众讲说历史上的战争故事和英雄人物，讲说某一个朝代的兴亡始末；原来是口头的文艺创作，从他们的累代相传的讲说底本称为‘话本’的东西，通过文艺作家的加工编写，产生了大批演义小说。”《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都属于这一类，向来被称为演义小说的，按照它们的内容，可以叫作历史小说。它们是民族形式的历史小说。这类东西有点像欧洲中世纪流行的历史传说和英雄故事书，同样渊源于人民口头创作，同样是封建时代的文艺作品。《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约1330——1400），是一位伟大的通俗文艺作家。三国故事的流传到了他的时代已经有五百年的历史，他继承了丰富的民间文学遗产，再参考了史书里的材料，编写成这部历史和文艺融合得恰到好处的天才杰作，在演义小说中是一部典范的、最成功的作品。

    晚唐诗人李商隐在《骄儿诗》里描摹他小孩的淘气情况，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两句诗，可见在晚唐时代三国故事已经普遍流行了。《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首都汴京（今开封）的“京瓦伎艺”中间有“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京瓦是京城的瓦市，热闹的人民市场，活跃着各色各样的大众化的娱乐杂伎。霍四究不知是何等样人。“常卖”是京都的俗语，指在街头叫卖小商品的，大概讲五代史的尹先生曾经是这样一个行当出身的。由此推想，霍四究也不会是怎样博雅的人物吧？从记载，北宋的汴都和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杭州）里，演说史书的名家有孙宽、李孝祥、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张小娘子、宋小娘子等。这里贡士、解元等称呼不是真的科举上的身份，乃是社会上对于一般读书人的美称。演史家要按照史书编造故事，其中尽有些有相当学问的读书人，不过这班读书人必定是穷得可以的，在科举上断了念头，不想往统治阶级里爬了，他们转向（为）人民大众服务，坐在茶馆里说古书了。这样他们把掌握在封建统治阶级手里的历史知识搬运给人民，同时结合人民的道德标准批评了历史人物，结合人民大众的艺术创造能力把历史事件越发故事化了。在说书界中还有和演史家并立的“小说”家，讲说传奇、鬼怪和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的，这派的说书艺人捏合故事的本领更高，不像演史家的一定要依据史书，带点书卷气的。这派的有名艺人中，有故衣毛三、枣儿徐荣等，从他们的称号可以推想他们的阶级出身，大概是卖过旧衣服，开过枣儿铺的。总之，无论读书人也好，做小买卖出身的也好，他们现在同属于一个阶级，就是在市场里说书讲故事的伎艺人。讲说的是他们，编造话本的也是他们。他们属于小市民阶级，处在社会下层，是被压迫者，是老百姓。他们的口头文艺创作，主要反映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不过在都城里活跃的说书业者，原是从各个城市里集中得来的，说书业普遍于全国，普遍于城市，也深入到农村。说书的是走江湖卖伎艺的，他们接近广泛的人民大众，所以他们的文艺创作合乎人民大众的口味，反映人民大众的愿望的。封建时代有两种文化，一种是封建统治者的文化，一种是人民大众所创造的文化。说书艺人的口头创作集中表现了人民大众的文艺创作才能，从这里成长出民族形式的小说，替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吴敬梓、曹雪芹的文艺天才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宋代说三分的话本可惜没有能够流传下来。我们所看到的最古的三国故事的话本是元刊本《三国志平话》，书分三卷，上面是连环图画式的插图，下面是话本的本文。我们可以看到老百姓所创造的三国故事，是生动灵活的，可是但具轮廓，缺乏细致的描写。三国故事经过多少人的讲说，若干代的创造，面貌未必相同，这不过是某一时期的某一种本子罢了。那些话本本来是简陋的，留出供说书者铺张增饰的地步，从师父传徒弟，徒弟再传徒弟，各有巧妙，各有创造，不可能完全记录下来。在元代戏曲文学里，涌现出好些三国故事的剧本，这些剧本帮助增加三国故事的情节和三国人物的性格刻画。罗贯中总结了这笔丰富的文艺遗产，重新创造，重新考订史实，在不违背历史事实的原则下进行文艺创造的工作。三国故事到了他的手里，才成为完整的杰出的文艺读物，比之元刊本《三国志平话》大不相同了。

    宋人笔记说：“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讲史”一称“演史”，各人标榜一部正史，有讲《汉书》的，有讲《三国志》的，尽管讲得很野。“演义”就是演说大意的意思。讲史家的话本，叫作“平话”或者“演义”。（在当时，它们不叫作“小说”，“小说”指短篇故事。）《三国演义》的正名应该是《三国志演义》。嘉靖刊本三国演义题书名作《三国志通俗演义》，里面标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陈寿的《三国志》就是《二十四史》里的正史。其实《三国演义》和陈寿《三国志》根本是两部书，性质完全不同。所以这样标题的原因，一是说明这部小说的史料依据，一是还要抬出正史来希望见重于知识阶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罗贯中确实在史书里用过一番功夫，做了史书材料和人民口头创作双方融合统一的重编工作。他把向来话本中间离开历史事实太远的部分删去了，并且根据史实的轮廓添加文艺性的描绘。因此《三国演义》获得了所谓“雅俗共赏”的优点。

    罗氏原本二十四卷，共分二百四十节，每节用七言单句标目。我们通常阅读的《三国演义》，分一百二十回，以七言或八言两句标目，是清初人毛宗岗的评定本。毛本基本上是罗贯中的原著，只有细节的修改和语文上的修饰，那些修改是有更求完善的企图的。新近作家出版社印行的《三国演义》就是大家熟悉的毛宗岗的修改本。

    节选自浦江清《中国文学史稿·明清卷》第一章，“第二节 三国演义”

    《水浒传》

    胡适

    我想《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史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大的多；这部书很当得起一个阎若璩来替他做一番考证的工夫，很当得起一个王念孙来替他做一番训诂的工夫。我虽然够不上做这种大事业，只好让将来的学者去做，但我也想努一努力，替将来的“《水浒》专门家”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

    简单一句话，我想替《水浒传》做一点历史的考据。

    《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里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十五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我先说这句武断的话丢在这里，以下的两万字便是这一句话的说明和引证。

    我且先说元朝以前的水浒故事。

    《宋史》二十二，徽宗宣和三年（西历一一二一）的本纪说：

    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又《宋史》三百五十一：

    宋江寇京东，侯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

    又《宋史》三百五十三：

    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海州〕，张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这三条史料可以证明宋江等三十六人都是历史的人物，是北宋末年的大盗。“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看这些话可见宋江等在当时的威名。这种威名传播远近，流传在民间，越传越神奇，遂成一种“梁山泊神话”。我们看宋末遗民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人赞的自序说：

    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及异时见《东都事略》载侍郎侯蒙传，有书一篇，陈制贼之计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有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余然后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

    我们看这段话，可见：（1）南宋民间有一种“宋江故事”流行于“街谈巷语”之中；（2）宋元之际已有高如、李嵩一班文人“传写”这种故事，使“士大夫亦不见黜”；（3）那种故事一定是一种“英雄传奇”，故龚圣与“少年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

    这种故事的发生与流传久远，决非无因。大概有几种原因：（1）宋江等确有可以流传民间的事迹与威名；（2）南宋偏安，中原失陷在异族手里，故当时人有想望英雄的心理；（3）南宋政治腐败，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异族统治之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民间都养成一种痛恨恶政治恶官吏的心理，由这种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泽英雄的心理。

    这种流传民间的“宋江故事”便是《水浒传》的远祖。我们看《宣和遗事》，便可看见一部缩影的“水浒故事”。《宣和遗事》记梁山泊好汉的事，共分六段：

    （1）杨志、李进义（后来作卢俊义）、林冲、王雄（后来作杨雄）、花荣、柴进、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孙立等十二个押送“花石纲”的制使，结义为兄弟。后来杨志在颖州阻雪，缺少旅费，将一口宝刀出卖，遇着一个恶少，口角厮争。杨志杀了那人，判决配卫州军城。路上被李进义、林冲等十一人救出去，同上太行山落草。

    （2）北京留守梁师宝差县尉马安国押送十万贯的金珠珍宝上京，为蔡太师上寿，路上被晁盖、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八人用麻药醉倒，抢去生日礼物。

    （3）“生辰纲”的案子，因酒桶上有“酒海花家”的字样，追究到晁盖等八人。幸得郓城县押司宋江报信与晁盖等，使他们连夜逃走。这八人连结了杨志等十二人，同上梁山泊落草为寇。

    （4）晁盖感激宋江的恩义，使刘唐带金钗去酬谢他。宋江把金钗交给娼妓阎婆惜收了，不料被阎婆惜得知来历，那妇人本与吴伟往来，现在更不避宋江。宋江怒起，杀了他们，题反诗在壁上，出门跑了。

    （5）官兵来捉宋江，宋江躲在九天玄女庙里。官兵退后，香案上一声响亮，忽有一本天书，上写着三十六人姓名。这三十六人，除上文已见二十人之外，有杜千、张岑、索超、董平都已先上梁山泊了；宋江又带了朱仝、雷横、李逵、戴宗、李海等人上山。那时晁盖已死，吴加亮与李进义为首领。宋江带了天书上山，吴加亮等遂共推宋江为首领。此外还有公孙胜、张顺、武松、呼延灼、鲁智深、史进、石秀等人，共成三十六员（宋江为帅，不在天书内）。

    （6）宋江等既满三十六人之数，“朝廷无其奈何”，只得出榜招安。后有张叔夜“招诱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注诸路巡检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宣和遗事》一书，近人因书里的“惇”字缺笔作“悙”字，故定为宋时的刻本。这种考据法用在那“俗文讹字弥望皆是”的民间刻本上去，自然不很适用，不能算是充分的证据。但书中记宋徽宗、钦宗二帝被虏后的事，记载得非常详细，显然是种族之痛最深时的产物。书中采用的材料大都是南宋人的笔记和小说，采的诗也没有刘后村以后的诗。故我们可以断定《宣和遗事》记的梁山泊三十六人的故事一定是南宋时代民间通行的小说。

    周密（宋末人，元武宗时还在）的《癸辛杂识》载有龚圣与的三十六人赞。三十六人的姓名，大致与《宣和遗事》相同，只有吴加亮改作吴用，李进义改作卢俊义，阮进改为阮小二，李海改为李俊，王雄改为杨雄：这都与《水浒传》更接近了。此外周密记的，少了公孙胜、林冲、张岑、杜千四人，换上宋江、解珍、解宝、张横四人（《宣和遗事》有张横，又写作李横，但不在天书三十六人之数），也更与《水浒》接近了。

    龚圣与的三十六人赞里全无事实，只在那些“绰号”的字面上做文章，故没有考据材料的价值。但他那篇自序却极有价值。序的上半————引见上文————可以证明宋元之际有李嵩、高如等人“传写”梁山泊故事，可见当时除《宣和遗事》之外一定还有许多更详细的水浒故事。序的下半很称赞宋江，说他“识性超卓，有过人者”；又说：盗跖与江，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不讳者也。岂若世之乱臣贼子畏影而自走，所为近在一身而其祸未尝不流四海？

    这明明是说“奸人政客不如强盗”了！再看他那些赞的口气，都有希望草泽英雄出来重扶宋室的意思。如九文龙史进赞：“龙数肖九，汝有九文；盍从东皇，驾五色云？”如小李广花荣赞：“中心慕汉，夺马而归；汝能慕广，何忧数奇？”这都是当时宋遗民的故国之思的表现。又看周密的跋语：

    此皆群盗之靡耳，圣与既各为之赞，又从而序论之，何哉？太史公序游侠而进奸雄，不免后世之讥。然其首著胜、广于列传，且为项羽作本纪，其意亦深矣。识者当能辨之。

    这是老实希望当时的草泽英雄出来推翻异族政府的话。这便是元朝“水浒故事”所以非常发达的原因。后来长江南北各处的群雄起兵，不上二十年，遂把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强横的民族的帝国打破，遂恢复汉族的中国。这里面虽有许多原因，但我们读了龚圣与、周密的议论，可以知道水浒故事的发达与传播也许是汉族光复的一个重要原因哩。

    二

    元朝水浒故事非常发达，这是万无可疑的事。元曲里的许多水浒戏便是铁证。但我们细细研究元曲里的水浒戏，又可以断定元朝的水浒故事绝不是现在的《水浒传》，又可以断定那时代决不能产生现在的《水浒传》。

    元朝戏曲里演述梁山泊好汉的故事的，也不知有多少种。依我们所知，至少有下列各种：

    （1）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录鬼簿》作《双献头》）

    （2）又《黑旋风乔教学》

    （3）又《黑旋风借尸还魂》

    （4）又《黑旋风斗鸡会》

    （5）又《黑旋风诗酒丽春园》

    （6）又《黑旋风穷风月》

    （7）又《黑旋风大闹牡丹园》

    （8）又《黑旋风敷演刘耍和》〔（4）至（8）五种《涵虚子》皆无“黑旋风”三字，今据暖红室新刻的钟嗣成《录鬼簿》为准〕

    （9）杨显之的《黑旋风乔断案》

    （10）康进之的◎《梁山泊黑旋风负荆》

    （11）又《黑旋风老收心》

    （12）红字李二的《板踏儿黑旋风》（《涵虚子》无下三字）

    （13）又《折担儿武松打虎》

    （14）又《病杨雄》

    （15）李文蔚的◎《同乐院燕青博鱼》（《录鬼簿》上三字作“报冤台”，“博”字作“扑”，今据《元曲选》）

    （16）又《燕青射雁》

    （17）李致远的◎《都孔目风雨还牢末》

    （18）无名氏的◎《争报恩三虎下山》

    （19）又《张顺水里报怨》

    以上关于梁山泊好汉的戏目十九种，是参考《元曲选》《涵虚子》（《元曲选》卷首附录的）和《录鬼簿》（原书有序，年代为至顺元年，当西历一三三〇年；又有题词，年代为至正庚子，当西历一三六〇年）三部书辑成的。不幸这十九种中，只有那加◎的五种现在还保存在臧晋叔的《元曲选》里（下文详说），其余十四种现在都不传了。

    但我们从这些戏名里，也就可以推知许多事实出来：第一，元人戏剧里的李逵（黑旋风）一定不是《水浒传》里的李逵。细看这个李逵，他居然能“乔教学”，能“乔断案”，能“穷风月”，能玩“诗酒丽春园”！这可见当时的李逵一定是一个很滑稽的角色，略像萧士比亚戏剧里的佛斯大夫（Falstaff）————有时在战场上呕人，有时在脂粉队里使人笑死。至于“借尸还魂”，“敷演刘耍和”，“大闹牡丹园”，“老收心”等等事，更是《水浒传》的李逵所没有的了。第二，元曲里的燕青，也不是后来《水浒传》的燕青：“博鱼”和“射雁”，都不是《水浒传》里的事实（《水浒》有燕青射鹊一事，或是受了“射雁”的暗示的）。第三，《水浒》只有病关索杨雄，并没“病杨雄”的话，可见元曲的杨雄也和《水浒》的杨雄不同。

    现在我们再看那五本保存的梁山泊戏，更可看出元曲的梁山泊好汉和《水浒传》的梁山泊好汉大不相同的地方了。我们先叙这五本戏的内容：

    （1）《黑旋风双献功》。宋江的朋友孙孔目带了妻子郭念儿上泰安神州去烧香，因路上有强盗，故来问宋江借一个护臂的人。李逵自请要去，宋江就派他去。郭念儿和一个白衙内有奸，约好了在路上一家店里相会，各唱一句暗号，一同逃走了。孙孔目丢了妻子，到衙门里告状，不料反被监在牢里。李逵扮作庄家呆后生，买通牢子，进监送饭，用蒙汗药醉倒牢子，救出孙孔目；又扮作祗候，偷进衙门，杀了白衙内和郭念儿，带了两颗人头上山献功。

    （2）《李逵负荆》。梁山泊附近一个杏花庄上，有一个卖酒的王林，他有一女名叫满堂娇。一日，有匪人宋刚和鲁智恩，假冒宋江和鲁智深的名字，到王林酒店里，抢去满堂娇。那日李逵酒醉了，也来王林家，问知此事，心头大怒，赶上梁山泊，和宋江、鲁智深大闹。后来他们三人立下军令状，下山到王林家，叫王林自己质对。王林才知道他女儿不是宋江们抢去的。李逵惭愧，负荆上山请罪，宋江令他下山把宋刚、鲁智恩捉来将功赎罪。

    （3）《燕青博鱼》。梁山泊第十五个头领燕青因误了限期，被宋江杖责六十，气坏了两只眼睛，下山求医，遇着卷毛虎燕顺把两眼医好，两人结为弟兄。燕顺在家因为与哥哥燕和嫂嫂王腊梅不和，一气跑了。燕和夫妻有一天在同乐院游春，恰好燕青因无钱使用，在那里博鱼。燕和爱燕青气力大，认他做兄弟，带回家同住。王腊梅与杨衙内有奸，被燕青撞破。杨衙内倚仗威势，反诬害燕和、燕青持刀杀人，把他们收在监里。燕青劫牢走出，追兵赶来，幸遇燕顺搭救，捉了奸夫淫妇，同上梁山泊。

    （4）《还牢末》。史进、刘唐在东平府做都头。宋江派李逵下山请他们入伙，李逵在路上打死了人，捉到官，幸亏李孔目救护，定为误伤人命，免了死罪。李逵感恩，送了一对扁金环给李孔目。不料李孔目的妾萧娥与赵令史有奸，拿了金环到官出首，说李孔目私通强盗，问成死罪。刘唐与李孔目有旧仇，故极力虐待他，甚至于收受萧娥的银子，把李孔目吊死。李孔目死而复苏，恰好李逵赶到，用宋江的书信招安了刘唐、史进，救了李孔目，杀了奸夫淫妇，一同上山。

    （5）《争报恩》。关胜、徐宁、花荣三个人先后下山打探军情。济州通判赵士谦带了家眷上任，因道路难行，把家眷留在权家店，自己先上任。他的正妻李千娇是很贤德的，他的妾王腊梅与丁都管有奸。这一天，关胜因无盘缠在权家店卖狗肉，因口角打倒丁都管，李千娇出来看，见关胜英雄，认他做兄弟。关胜走后，徐宁晚间也到权家店，在赵通判的家眷住屋的稍房里偷睡，撞破丁都管和王腊梅的奸情，被他们认作贼，幸得李千娇见徐宁英雄，认他做兄弟，放他走了。又一天晚间，李千娇在花园里烧香，恰好花荣躲在园里，听见李千娇烧第三炷香“愿天下好男子休遭罗网之灾”，花荣心里感动，向前相见。李千娇见他英雄，也认他做兄弟。不料此时丁都管和王腊梅走过门外，听见花荣说话，遂把赵通判喊来。赵通判推门进来，花荣拔刀逃出，砍伤他的臂膊。王腊梅咬定李千娇有奸，告到官衙，问成死罪。关胜、徐宁、花荣三人得信，赶下山来，劫了法场，救了李千娇，杀了奸夫淫妇，使赵通判夫妻和合。

    我们研究这五本戏，可得两个大结论。

    第一，元朝的梁山泊好汉戏都有一种很通行的“梁山泊故事”作共同的底本。我们可看这五本戏共同的梁山泊背景：

    （1）《双献功》里的宋江说：“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绰号及时雨者是也。幼年曾为郓城县把笔司吏，因带酒杀了阎婆惜，被告到官，脊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因打此梁山经过，有我八拜交的哥哥晁盖知某有难，领喽啰下山，将解人打死，救某上山，就让我坐第二把交椅。哥哥晁盖三打祝家庄身亡，众兄弟拜某为头领。某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半垓来喽啰。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巨野、金乡，北靠青、齐、兖、郓。……”

    （2）《李逵负荆》里的宋江自白有“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救生民”的话。其余略同上。又王林也说，“你山上头领都是替天行道的好汉。……老汉在这里多亏了头领哥哥照顾老汉。”

    （3）《燕青博鱼》里，宋江自白与《双献功》大略相同，但有“人号顺天呼保义”的话，又叙杀阎婆惜事也更详细：有“因带酒杀了阎婆惜，一脚踢翻烛台，延烧了官房”一事。又说“晁盖三打祝家庄，中箭身亡”。

    （4）《还牢末》里，宋江自叙有“我平日度量宽洪，但有不得已的好汉，见了我时，便助他些钱物，因此天下人都叫我做及时雨宋公明”的话。其余与《双献功》略同，但无“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的话。

    （5）《争报恩》里，宋江自叙词：“只因误杀阎婆惜，逃出郓州城，占下了八百里梁山泊，搭造起百十座水兵营。忠义堂高搠杏黄旗一面，上写着‘替天行道宋公明’。聚义的三十六个英雄汉，那一个不应天上恶魔星？”这一段只说三十六人，又有“应天上恶魔星”的话，与《宣和遗事》说的天书相同。

    看这五条，可知元曲里的梁山泊大致相同，大概同是根据于一种人人皆知的“梁山泊故事”。这时代的“梁山泊故事”有可以推知的几点：（1）宋江的历史，小节细目虽互有详略的不同，但大纲已渐渐固定，成为人人皆知的故事。（2）《宣和遗事》的三十六人，到元朝渐渐变成了“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已加到百零八人了。（3）梁山泊的声势越传越张大，到元朝时便成了“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的水浒了。（4）最重要的一点是元朝的梁山泊强盗渐渐变成了“仁义”的英雄。元初龚圣与自序作赞的意思，有“将使一归于正，义勇不相戾，此诗人忠厚之心也”的话，那不过是希望的话。他称赞宋江等，只能说他们“名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故辙”；这是说他们老老实实地做“盗贼”，不敢称王称帝。龚圣与又说宋江等“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不讳”。到了后来，梁山泊渐渐变成了“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忠义堂了！这一变非同小可。把“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招牌送给梁山泊，这是水浒故事的一大变化，既可表示元朝民间的心理，又暗中规定了后来《水浒传》的性质。

    这是元曲里共同的梁山泊背景。

    第二，元曲演梁山泊故事，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但这个共同之点只限于那粗枝大叶的梁山泊略史。此外，那些好汉的个人历史、性情、事业，当时还没有固定的本子，故当时的戏曲家可以自由想象，自由描写。上条写的是“同”，这条写的是“异”。我们看他们的“异”处，方才懂得当时文学家的创造力。懂得当时文学家创造力的薄弱，方才可以了解《水浒传》著者的创造力的伟大无比。

    我们可先看元曲家创造出来的李逵。李逵在《宣和遗事》里并没有什么描写，后来不知怎样竟成了元曲里最时髦的一个角色！上文记的十九种元曲里，竟有十二种是用黑旋风做主人翁的，《还牢末》一名《李山儿生死报恩人》，也可算是李逵的戏。高文秀一个人编了八本李逵的戏，可谓“黑旋风专门家”了！大概李逵这个“脚色”大半是高文秀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正如Falstaff是萧士比亚创造出来的。高文秀写李逵的形状道：

    我这里见客人将礼数迎，把我这两只手插定。哥也，他见我这威凛凛的身似碑亭，他可惯听我这莽壮声？唬他一个痴挣，唬得他荆棘律的胆战心惊！

    又说：

    你这般茜红巾，腥衲袄，乾红褡膊，腿绷护膝，八答麻鞋，恰便似那烟薰的子路，黑染的金刚。休道是白日里，夜晚间揣摸着你呵，也不是个好人。

    又写他的性情道：

    我从来个路见不平，爱与人当道撅坑。我喝一喝，骨都都海波腾！撼一撼，赤力力山岳崩！但恼着我黑脸的爹爹，和他做场的歹斗，翻过来落可便吊盘的煎饼！

    但高文秀的《双献功》里的李逵，实在太精细了，不像那鲁莽粗豪的黑汉。看他一见孙孔目的妻子便知他不是“儿女夫妻”；看他假扮庄家后生，送饭进监；看他偷下蒙汗药，麻倒牢子；看他假扮祗候，混进官衙：这岂是那鲁莽粗疏的黑旋风吗？至于康进之的《李逵负荆》，写李逵醉时情状，竟是一个细腻风流的词人了！你听李逵唱：

    饮兴难酬，醉魂依旧。寻村酒，恰问罢王留。王留道，兀那里人家有！可正是清明时候，却言风雨替花愁。和风渐起，暮雨初收。俺则见杨柳半藏沽酒市，桃花深映钓鱼舟。更和这碧粼粼春水波纹绉，有往来社燕，远近沙鸥。

    （人道我梁山泊无有景致，俺打那厮的嘴！）

    俺这里雾锁着青山秀，烟罩定绿杨洲。（那桃树上一个黄莺儿将那桃花瓣儿呵，呵，的下来，落在水中，————是好看也！我曾听的谁说来？我试想咱。……哦！想起来了也！俺学究哥哥道来。）他道是轻薄桃花逐水流。（俺绰起这桃花瓣儿来，我试看咱。好红红的桃花瓣儿！〔笑科〕你看我好黑指头也！）恰便是粉衬的这胭脂透！（可惜了你这瓣儿！俺放你趁那一般的瓣儿去！我与你赶，与你赶！贪赶桃花瓣儿。）早来到这草桥店垂杨的渡口。（不中，则怕误了俺哥哥的将令。我索回去也。……）待不吃呵，又被这酒旗儿将我来相迤逗。他，他，他舞东风在曲律杆头！

    这一段，写的何尝不美？但这可是那杀人不眨眼的黑旋风的心理吗？

    我们看高文秀与康进之的李逵，便可知道当时的戏曲家对于梁山泊好汉的性情人格的描写还没有到固定的时候，还在极自由的时代：你造你的李逵，他造他的李逵；你造一本李逵《乔教学》，他便造一本李逵《乔断案》；你形容李逵的精细机警，他描写李逵的细腻风流。这是人物描写一方面的互异处。

    再看这些好汉的历史与事业。这十三本李逵戏的事实，上不依《宣和遗事》，下不合《水浒传》，上文已说过了。再看李文蔚写燕青是梁山泊第十五个头领，他占的地位很重要，《宣和遗事》说燕青是劫“生辰纲”的八人之一，他的位置，自然应该不低。后来《水浒传》里把燕青派作卢俊义的家人，便完全不同了。燕青下山遇着燕顺弟兄，大概也是自由想象出来的事实。李文蔚写燕顺也比《水浒传》里的燕顺重要得多。最可怪的是《还牢末》里写的刘唐和史进两人。《水浒传》写史进最早，写他的为人也极可爱。《还牢末》写史进是东平府的一个都头，毫无可取的技能；写宋江招安史进乃在晁盖身死之后，也和《水浒》不同。刘唐在《宣和遗事》里是劫“生辰纲”的八人之一，与《水浒》相同。《还牢末》里的刘唐竟是一个挟私怨谋害好人的小人，还比不上《水浒传》的董超、薛霸！萧娥送了刘唐两锭银子，要他把李孔目吊死，刘唐答应了；萧娥走后，刘唐自言自语道：

    要活的难，要死的可容易。那李孔目如今是我手里物事，搓的圆，捏的匾。拼得将他盆吊死了，一来，赚他几个银子使用；二来，也偿了我平生心愿。我且吃杯酒去，再来下手，不为迟哩。

    这种写法，可见当时的戏曲家叙述梁山泊好汉的事迹，大可随意构造；并且可见这些文人对于梁山泊上人物都还没有一贯的、明白的见解。

    以上我们研究元曲里的水浒戏，可得四条结论：

    （1）元朝是“水浒故事”发达的时代。这八九十年中，产生了无数“水浒故事”。

    （2）元朝的“水浒故事”的中心部分————宋江上山的历史、山寨的组织和性质————大致都相同。

    （3）除了那一部分之外，元朝的水浒故事还正在自由创造的时代：各位好汉的历史可以自由捏造，他们的性情品格的描写也极自由。

    （4）元朝文人对于梁山泊好汉的见解很浅薄平庸，他们描写人物的本领很薄弱。

    从这四条上，我们又可得两条总结论：

    （甲）元朝只有一个雏形的水浒故事和一些草创的水浒人物，但没有《水浒传》。

    （乙）元朝文学家的文学技术，程度很幼稚，决不能产生我们现有的《水浒传》。

    附注：我从前也看错了元人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近年我研究元代的文学，才知道元人的文学程度实在很幼稚，才知道元代只是白话文学的草创时代，绝不是白话文学的成人时代。即如关汉卿、马致远两位最大的元代文豪，他们的文学技术与文学意境都脱不了“幼稚”的批评。故我近来深信《水浒》《西游》《三国》都不是元代的产物。这是文学史上一大问题，此处不能细说，我将来别有专论。

    三

    以上是研究从南宋到元末的水浒故事。我们既然断定元朝还没有《水浒传》，也做不出《水浒传》，那么《水浒传》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什么人做的呢？

    《水浒传》究竟是谁做的？这个问题至今无人能够下一个确定的答案。明人郎瑛《七修类稿》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但郎氏又说他曾见一本，上刻“钱塘施耐庵”作的。清人周亮工《书影》说：“《水浒传》相传为洪武初越人罗贯中作，又传为元人施耐庵作。田叔禾《西湖游览志》又云，此书出宋人笔。近日金圣叹自七十回之后，断为罗贯中所续，极口诋罗，复伪为施序于前，此书遂为施有矣。”田叔禾即田汝成，是嘉靖五年的进士。他说《水浒传》是宋人做的，这话自然不值得一驳。郎瑛死于嘉靖末年，那时还无人断定《水浒》的作者是谁。周亮工生于万历四十年（一六一二），死于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正与金圣叹同时。他说，《水浒》前七十回断为施耐庵的是从金圣叹起的；圣叹以前，或说施，或说罗，还没有人下一种断定。

    圣叹删去七十回以后，断为罗贯中的，圣叹自说是根据“古本”。我们现在须先研究圣叹评本以前《水浒传》有些什么本子。

    明人沈德符的《野获编》说：“武定侯郭勋，在世宗朝，号好文多艺。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家所传，前有汪大函序，托名天都外臣者。”周亮工《书影》又说：“故老传闻，罗氏《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冠其首，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其致语，独存本传。”据此，嘉靖郭本是《水浒传》的第一次“善本”，是有一百回的。

    再看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序：

    《水浒传》者，发愤之作也。……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致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最后南征方腊，一百单八人者阵亡已过半矣。又智深坐化于六和，燕青涕泣而辞主，二童就计于混江。……（《焚书》卷三）

    李贽是嘉靖、万历时代的人，与郭武定刻《水浒传》的时候相去很近，他这篇序说的《水浒传》一定是郭本《水浒》。我们看了这篇序，可以断定明代的《水浒传》是有一百回的；是有招安以后，“破辽”，“平方腊”，“宋江服毒自尽”，“鲁智深坐化”等事的；我们又可以知道明朝嘉靖、万历时代的人也不能断定《水浒传》是施耐庵做的，还是罗贯中做的。

    到了金圣叹，他方才把前七十回定为施耐庵的《水浒》，又把七十回以后，招安平方腊等事，都定为罗贯中续做的《续水浒传》。圣叹批第七十回说：“后世乃复削去此节，盛夸招安，务令罪归朝廷而功归强盗，甚且至于裒然以忠义二字冠其端，抑何其好犯上作乱至于如是之甚也！”据此可见明代所传的《忠义水浒传》是没有卢俊义的一梦的。圣叹断定《水浒》只有七十回，而骂罗贯中为狗尾续貂。他说：“古本《水浒》如此，俗本妄肆改窜，真所谓愚而好自用也。”我们对于他这个断定，可有两种态度：（1）可信金圣叹确有一种古本；（2）不信他得有古本，并且疑心他自己假托古本，“妄肆窜改”，称真本为俗本，自己的改本为古本。

    第一种假设————认金圣叹真有古本作校改的底子————自然是很难证实的。我的朋友钱玄同先生说：“金圣叹实在喜欢乱改古书。近人刘世珩校刊关、王原本《西厢》，我拿来和金批本一对，竟变成两部书。……以此例彼，则《水浒》经老金批校，实在有点难信了。”钱先生希望得着一部明板的《水浒》，拿来考证《水浒》的真相。据我个人看来，即使我们得着一部明板《水浒》，至多也不过是嘉靖朝郭武定的一百回本，就是金圣叹指为“俗本”的，究竟我们还无从断定金圣叹有无“真古本”。但第二种假设————金圣叹假托古本窜改原本————更不能充分成立。金圣叹若要窜改《水浒》，尽可自由删改，并没有假托古本的必要。他武断《西厢》的后四折为续作，并没有假托古本，又何必假托一部古本的《水浒传》呢？大概文学的技术进步时，后人对于前人的文章往往有不能满意的地方。元人做戏曲是匆匆忙忙地做了应戏台上之用的，故元曲实在多有太潦草、太疏忽的地方，难怪明人往往大加修饰，大加窜改。况且元曲刻本在当时本来极不完备：最下的本子仅有曲文，无有科白，如日本西京帝国大学影印的《元曲三十种》；稍好的本子虽有科白，但不完全，如“付末上见外云云了”，“旦引倈上，外分付云云了”，如董授经君影印的《十段锦》；最完好的本子如臧晋叔的《元曲选》，大概都是已经明朝人大加补足修饰的了。此项曲本，既非“圣贤经传”，并且实有修改的必要，故我们可以断定现在所有的元曲，除了西京的三十种之外，没有一种不曾经明人修改的。《西厢》的改窜，并不起于金圣叹，到圣叹时《西厢》已不知修改了多少次了。周宪王、王世贞、徐渭都有改本，远在圣叹之前，这是我们知道的。比如李渔改《琵琶记》的《描容》一出，未必没有胜过原作的地方。我们现在看见刘刻的《西厢》原本与金评本不同，就疑心全是圣叹改了的，这未免太冤枉圣叹了。在明朝文人中，圣叹要算是最小心的人。他有武断的毛病，他又有错评的毛病。但他有一种长处，就是不敢抹杀原本。即以《西厢》而论，他不知道元人戏曲的见解远不如明末人的高超，故他武断后四出为后人续的，这是他的大错。但他终不因此就把后四出都删去了，这是他的谨慎处。他评《水浒传》也是如此。我在第一节已指出了他的武断和误解的毛病。但明朝人改小说戏曲向来没有假托古本的必要，况且圣叹引据古本不但用在百回本与七十回本之争，又用在无数字句小不同的地方。以圣叹的才气，改窜一两个字，改换一两句，何须假托什么古本？他改《左传》的句读，尚且不须依傍古人，何况《水浒传》呢？因此我们可以假定他确有一种七十回的《水浒》本子。

    我对于“《水浒》是谁做的”这个问题，颇曾虚心研究，虽不能说有了最满意的解决，但我却有点意见，比较的可算得这个问题的一个可用的答案。我的答案是：

    （1）金圣叹没有假托古本的必要。他用的底本大概是一种七十回的本子。

    （2）明朝有三种《水浒传》：第一种是一百回本；第二种是七十回本，第三种又是一百回本。

    （3）第一种一百回本是原本，七十回本是改本。后来又有人用七十回本来删改百回本的原本，遂成一种新百回本。

    （4）一百回本的原本是明初人做的，也许是罗贯中做的。罗贯中是元末明初的人，涵虚子记的元曲里有他的《龙虎风云会》杂剧。

    （5）七十回本是明朝中叶的人重做的，也许是施耐庵做的。

    （6）施耐庵不知是什么人，但决不是元朝人。也许是明朝文人的假名，并没有这个人。

    这六条假设，我且一一解说于下：

    （1）金圣叹没有假托古本的必要，上文已说过了，我们可以承认圣叹家藏的本子是一种七十回本。

    （2）明朝有三种《水浒传》。第一种是《水浒》的原本，是一百回的。周亮工说，“故老传闻，罗氏《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冠其首”，即是此本。第二种是七十回本，大概金圣叹的“贯华堂古本”即是此本。第三种是一百回本，是有招安以后“征四寇”等事的，亦名《忠义水浒传》。李贽的序可为证。周亮工又说，“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其致语，独存本传”，当即是此本（说见下条）。

    （3）第一种百回本是《水浒传》的原本。我细细研究元朝到明初的人做的关于梁山泊好汉的故事与戏曲，敢断定明朝初年决不能产生现有七十回本的《水浒传》。自从《宣和遗事》到周宪王，这二百多年中，至少有三十种关于梁山泊的书，其中保存到于今的，约有十种。照这十种左右的书看来，那时代文学的见解、意境、技术，没有一样不是在草创的时期的，没有一样不是在幼稚的时期的。且不论元人做的关于水浒的戏曲。周宪王死在明开国后七十年，他做杂剧该在建文、永乐的时代，总算“晚”了。但他的《豹子和尚自还俗》与《黑旋风仗义疏财》两种杂剧，固然远胜于元曲里《还牢末》与《争报恩》等等水浒戏，但还是很缺乏超脱的意境和文学的技术（这两种，现在董授经君刻的《杂剧十段锦》内）。故我觉得周亮工说的“故老传闻，罗氏《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冠其首”的话，大概是可以相信的。周氏又说，“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其致语，独存本传”。大概这种一百回本的《水浒传》原本一定是很幼稚的。

    但我们又可以知道《水浒传》的原本是有招安以后的事的。何以见得呢？因为这种见解和宋元至明初的梁山泊故事最相接近。我们可举几个例。《宣和遗事》说：“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注诸路巡检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元代宋遗民周密与龚圣与论宋江三十六人也都希望草泽英雄为国家出力。不但宋元人如此。明初周宪王的《黑旋风仗义疏财》杂剧（大概是改正元人的原本的）也说张叔夜出榜招安，宋江弟兄受了招安，做了巡检，随张叔夜征方腊，李逵生擒方腊。这戏中有一段很可注意：

    （李撇古）今日闻得朝廷出榜招安，正欲上山报知众位首领自首出来替国家出力，为官受禄，不想途次遇见。不知两位哥哥怎生主意？

    （李逵）俺山中快乐，风高放火，月黑杀人，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千自由，百自在，可不强似这小官受人的气！俺们怎肯受这招安也？

    （李撇古）你两个哥哥差见了。……你这三十六个好汉都是有本事有胆量的，平日以忠义为主。何不因这机会出来首官，与官里出些气力，南征北讨，得了功劳，做个大官，……不强似你在牛皮帐里每日杀人，又不安稳，那贼名儿几时脱得？

    这虽是帝室贵族的话，但这种话与上文引的宋元人的水浒见解是很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水浒》的百回本原本一定有招安以后的事（看下文论《征四寇》一段）。

    这是第一种百回本，可叫作原百回本。我们又知道明朝嘉靖以后最通行的《水浒传》是《忠义水浒传》，也是一种有招安以后事的百回本。这是无可疑的。据周亮工说，这个百回本是郭武定删改那每回“各以妖异语冠其首”的原本而成的。这话大概可信。沈德符《野获编》称郭本为“《水浒》善本”，便是一证。这一种可叫作新百回本。

    大概读者都可以承认这两种百回本是有的了。现在难解决的问题就是那七十回本的时代。

    有人说，那七十回本是金圣叹假托的，其实并无此本。这一说，我已讨论过了，我以为金圣叹无假托古本的必要，他确有一种七十回本。

    又有人说，近人沈子培曾见明刻的《水浒传》，和圣叹批本多不相同，可见现在的七十回本《水浒传》是圣叹窜改百回本而成的；若不是圣叹删改的，一定是明朝末年人删改的。依这一说，七十回本应该在新百回本之后。

    这一说，我也不相信。我想《水浒传》被圣叹删改的小地方，大概不免。但我想圣叹在前七十回大概没有什么大窜改的地方。圣叹既然根据他的“古本”来删去了七十回以后的《水浒》，又根据“古本”来改正了许多地方（五十回以后更多）————他既然处处拿“古本”作根据，他必不会有了大窜改而不引据“古本”。况且那时代通行的《水浒传》是新百回本的《忠义水浒传》，若圣叹大改了前七十回，岂不容易被人看出？况且周亮工与圣叹同时，也只说“近日金圣叹自七十回之后断为罗贯中所续，极口诋罗”，且不说圣叹有大窜改之处。如此看来，可见圣叹对于新百回本的前七十回，除了他注明古本与俗本不同之处之外，大概没有什么大窜改的地方。

    我且举一个证据。雁宕山樵的《水浒后传》是清初做的，那时圣叹评本还不曾很通行，故他依据的《水浒传》还是百回本的《忠义水浒传》。这书屡次提到“前传”的事，凡是七十回以前的事，没有一处不与圣叹评本相符。最明白的例如说燕青是天巧星，如说阮小七是天败星，位在第三十一，如说李俊在石碣天文上位次在二十六，如说史进位列天罡星数，都与圣叹本毫无差异（此书证据极多，我不能遍举了）。可见石碣天文以前的《忠义水浒传》与圣叹的七十回本没有大不同的地方。

    我们虽不曾见《忠义水浒传》是什么样子的，但我们可以推知坊间现行的《续水浒传》————又名《征四寇》，不是《荡寇志》，《荡寇志》是道光年间人做的————一定与原百回本和新百回本都有很重要的关系。这部《征四寇》确是一部古书，很可考出原百回本和《忠义水浒传》后面小半部是个什么样子。李贽《忠义水浒传序》记的事实，如大破辽，灭方腊，宋江服毒，南征方腊时百八人阵亡过半，智深坐化于六和，燕青涕泣而辞主，二童就计于混江，都是《征四寇》里的事实。《征四寇》里有李逵在寿张县坐衙断案一段事（第三回），当是根据元曲《黑旋风乔断案》的；又有李逵在刘太公庄上捉假宋江负荆请罪的事（第二回），是从元曲《李逵负荆》脱胎出来的；又有燕青射雁的事（第十七回），当是从元曲《燕青射雁》出来的；又有李逵在井里通到斗鸡村，遇着仙翁的事（二十五回），当是依据元曲《黑旋风斗鸡会》的。看这些事实，可见《征四寇》和元曲的《水浒》戏很接近。最重要的是《征四寇》叙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庆遭高俅陷害，迭配淮西，后来造反称王的事（二十九至三十一回）。这个王庆明明是《水浒传》今本里的王进。王庆是“四寇”之一；四寇是辽、田虎、王庆、方腊；“四寇”之名来源很早，《宣和遗事》说宋江等平定“三路之寇”，后来又收方腊，可见“四寇”之说起于《宣和遗事》。但李贽作序时，只说“大破辽”与“灭方腊”两事；清初人做的《水浒后传》屡说“征服大辽，剿除方腊”，但无一次说到田虎、王庆的事。可见新百回本已无四寇，仅有二寇。我研究新百回本删去二寇的原因，忽然明白《征四寇》这部书乃是原百回本的下半部。《征四寇》现存四十九回，与圣叹说的三十回不合。我试删去征田虎及征王庆的二十回，恰存二十九回；第一回之前显然还有硬删去的一回；合起来恰是三十回。田虎一大段不知为什么删去，但我看王庆一段的删去明是因为王庆已变了王进，移在全书的第一回，故此一大段不能存在。这是《征四寇》为原百回本的剩余的第一证据。《征四寇》每回之前有一首荒谬不通的诗，周亮工说的“各以妖异语冠其首”，大概即根本于此。这是第二证据。《征四寇》的文学的技术和见解，确与元朝人的文学的技术和见解相像。更可断定这书是原百回本的一部分。若新百回本还是这样幼稚，决不能得晚明那班名士（如李贽、袁宏道等）那样钦佩。这是第三证据。

    以上我主张新百回本的前七十回与今本七十回没有什么大不同的地方；新百回本的后三十回确与原百回本的后半部大不同，可见新百回本确已经过一回大改窜了。新百回本是嘉靖时代刻的，郎瑛著书也在嘉靖年间，他已见有施、罗两本。况且李贽在万历时做《水浒序》又混称“施罗两公”。若七十回本出在明末，李贽决没有合称施、罗的必要。因此我想嘉靖时初刻的新百回本已是两种本子合起来的：一种是七十回本，一种是原百回本的后半。因为这新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是两种本子合起来的，故嘉靖以后人混称施、罗两公，故金圣叹敢断定七十回以前为施本，七十回以后为罗本。

    因此，我假定七十回本是嘉靖郭本以前的改本。大概明朝中叶时期————当弘治、正德的时候————文学的见解与技术都有进步，故不满意于那幼稚的《水浒》百回原本。况且那时又是个人主义的文学发达的时代。李梦阳、康海、王九思、祝允明、唐寅一班人都是不满意于政府的，都是不满意于当时社会的。故我推想七十回本是弘治、正德时代的出产品。这书大概略本那原百回本，重新改做一番，删去招安以后的事；一切人物的描写，事实的叙述，大概都有许多更改原本之处。如王庆改为王进，移在全书之首，又写他始终不肯落草，便是一例。若原百回本果是像《征四寇》那样幼稚，这七十回本检直不是改本，竟可称是创作了。

    这个七十回本是明朝第二种《水浒传》。我们推想此书初出时必定不能使多数读者领会，当时人大概以为这七十回是一种不完全的本子，郭勋是一个贵族，又是一个奸臣，故更不喜欢这七十回本。因此，我猜想郭刻的百回的“《水浒》善本”大概是用这七十回本来修改原百回本的：七十回以前是依七十回本改的，七十回以后是嘉靖时人改的。这个新百回本是第三种《水浒》本子。

    这第三种本子————新百回本————是合两种本子而成的，前七十回全采七十回本，后三十回大概也远胜原百回本的末五十回，所以能风行一世。但这两种本子的内容与技术是不同的，前七十回是有意重新改做的，后三十回是用原百回本的下半改了凑数的，故明眼的人都知道前七十回是一部，后三十回又是一部。不但上文说的李贽混称施、罗二公是一证据，还有清初的《水浒后传》的“读法”上说“前传之前七十回中，回目用大闹字者凡十”。现查《水浒传》的回目果有十次用“大闹”字，但都在四十五回以前。既在四十五回以前，何故说“前七十回”呢？这可见分两《水浒》为两部的，不止金圣叹一人了。

    （4）如果百回本的原本是如周亮工说的那样幼稚，或是像《征四寇》那样幼稚，我们可以断定他是元末明初的著作。周亮工说罗贯中是洪武时代的人，大概罗贯中到明末初期还活着。前人既多说《水浒》是罗贯中做的，我们也不妨假定这百回本的原本是他做的。

    （5）七十回本一定是明末中叶的人删改的，这一层我已在上文（3）条里说过了。嘉靖时郎瑛曾见有一本《水浒传》，是“钱塘施耐庵”做的。可惜郎瑛不曾说这一本是一百回，还是七十回。或者这一本七十回的即是郎瑛看见的施耐庵本。我想：若施本不是七十回本，何以圣叹不说百回本是施本而七十回本是罗本呢？

    （6）我们虽然假定七十回本为施耐庵本，但究竟不知施耐庵是谁。据我的浅薄学问，元明两朝没有可以考证施耐庵的材料。我可以断定的是：施耐庵绝不是宋元两朝人，他绝不是明朝初年的人，因为这三个时代不会产出这七十回本的《水浒传》。从文学进化的观点看起来，这部《水浒传》，这个施耐庵，应该产生在周宪王的杂剧与《金瓶梅》之间。————但是何以明朝的人都把施耐庵看作宋元的人呢？（田汝成、李贽、金圣叹、周亮工等人都如此。）这个问题极有研究的价值。清初出了一部《后水浒传》，是接着百回本做下去的（此书叙宋江服毒之后，剩下的三十几个水浒英雄，出来帮助宋军抵御金兵，但无成功；混江龙李俊同一班弟兄，渡海至暹罗国，创下李氏王朝）。这书是一个明末遗民雁荡山樵陈忱做的（据沈登瀛《南浔备志》；参看《荡寇记》前镜水湖边老渔的跋语），但他托名“古宋遗民”。我因此推想那七十回本《水浒传》的著者删去了原百回本招安以后的事，把《忠义水浒传》变成了“纯粹草泽英雄的水浒传”，一定有点深意，一定很触犯当时的忌讳，故不得不托名于别人。“施耐庵”大概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是一个假托的名字。明朝文人受祸的最多。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王行、孙蕡、王蒙都不得好死。弘治、正德之间，李梦阳四次下狱；康海、王敬夫、唐寅都废黜终身。我们看了这些事，便可明白《水浒传》著者所以必须用假名的缘故了。明朝一代的文学要算《水浒传》的理想最激烈，故这书的著者自己隐讳也最深。书中说的故事又是宋代的故事，又和许多宋元的小说戏曲有关系，故当时的人或疑施耐庵为宋人，或疑为元人，却不知道宋元时代决不能产生这样一部奇书。

    我们既不能考出《水浒传》的著者究竟是谁，正不妨仍旧认“施耐庵”为七十回本《水浒传》的著者，————但我们须要记得，“施耐庵”是明朝中叶一个文学大家的假名！

    总结上文的研究，我们可把南宋到明朝中叶的《水浒》材料做一个渊源表如下：

    四

    自从金圣叹把“施耐庵”的七十回本从《忠义水浒传》里重新分出来，到于今已近三百年了（圣叹自序在崇祯十四年）。这三百年中，七十回本居然成为《水浒传》的定本。平心而论，七十回本得享这点光荣，是很应该的。我们现在且替这七十回本做一个分析。

    七十回本除“楔子”一回不计外，共分十大段：

    第一段————第一至第十一回。这一大段只有杨志的历史（“做到殿司制使官，因道君皇帝盖万岁山，差一般十个制使去太湖边搬运花石纲赴京交纳。不料洒家……失陷了花石纲，不能回京。”）是根据于《宣和遗事》的，其余都是创造出来的。这一大段先写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被高俅赶走了。王进即是《征四寇》里的王庆，不在百八人之数；施耐庵把他从下半部直提到第一回来，又改名王进，可见他的著书用意。王进之后，接写一个可爱的少年史进，始终不肯落草，但终不能不上少华山去；又写鲁达为了仗义救人，犯下死罪，被逼做和尚，再被逼做强盗；又写林冲被高俅父子陷害，逼上梁山。林冲在《宣和遗事》里是押送“花石纲”的十二个制使之一；但在龚圣与的三十六人赞里却没有他的名字，元曲里也不提起他，大概元朝的水浒故事不见得把他当作重要人物。《水浒传》却极力描写林冲，风雪山神庙一段更是能感动人的好文章。林冲之后，接写杨志。杨志在困穷之中不肯落草，后来受官府冤屈，穷得出卖宝刀，以致犯罪受杖，迭配大名府（卖刀也是《宣和遗事》中有的，但在颖州，《水浒传》改在京城，是有意的）。这一段连写五个不肯做强盗的好汉，他的命意自然是要把英雄落草的罪名归到贪官污吏身上去。故这第一段可算是《水浒传》的“开宗明义”的部分。

    第二段————第十二至第二十一回。这一大段写“生辰纲”的始末，是《水浒传》全局的一大关键。《宣和遗事》也记有五花营堤上劫取生辰纲的事，也说是宋江报信，使晁盖等逃走；也说到刘唐送礼谢宋江，以致宋江杀阎婆惜。《水浒传》用这个旧轮廓，加上无数琐细节目，写得格外有趣味。这一段从雷横捉刘唐起，写七星聚义，写智取生辰纲，写杨志、鲁智深落草，写宋江私放晁盖，写林冲火并梁山泊，写刘唐送礼酬谢宋江，写宋江怒杀阎婆惜，直写到宋江投奔柴进避难，与武松结拜做兄弟。《水浒》里的中心人物————须知卢俊义、呼延灼、关胜等人不是《水浒》的中心人物————都在这里了。

    第三段————第二十二回到第三十一回。这一大段可说是武松的传。涵虚子与《录鬼簿》都记有红字李二的《武松打虎》一本戏曲。红字李二是教坊刘耍和的女婿，刘耍和已被高文秀编入曲里，而《录鬼簿》说高文秀早死，可见红字李二的武松戏一定远在《录鬼簿》成书之前，————约在元朝的中叶。可见十四世纪初年已有一种武松打虎的故事。《水浒传》根据这种故事，加上新的创造的想象力，从打虎写到杀嫂，从杀嫂写到孟州道打蒋门神，从蒋门神写到鸳鸯楼、蜈蚣岭，便成了《水浒传》中最精彩的一大部分。

    第四段————第三十一回到第三十四回。这一小段是勉强插入的文章。《宣和遗事》有花荣和秦明等人，无法加入，故写清风山、清风寨、对影山等一段，把这一班人送上梁山泊去。

    第五段————第三十五回到第四十一回。这一大段也是《水浒传》中很重要的文字，从宋江奔丧回家，迭配江州起，写江州遇戴宗、李逵，写浔阳江宋江题反诗，写梁山泊好汉大闹江州，直写到宋江入伙后又偷回家中，遇着官兵追赶，躲在玄女庙里，得受三卷天书。江州一大段完全是《水浒传》的著者创造出来的。《宣和遗事》没有宋江到江州配所的话，元曲也只说他迭配江州，路过梁山泊，被晁盖打救上山。《水浒传》造出江州一大段，不但写李逵的性情品格，并且把宋江的野心大志都写出来。若没有这一段，宋江便真成了一个“虚名”了。天书一事，《宣和遗事》里也有，但那里的天书除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只有诗四句：“破国因山木，兵刀用水工。一朝充将领，海内耸威风。”《水浒传》不写天书的内容，又把这四句诗改作京师的童谣：“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见三十八回）”这不但可见《宣和遗事》和《水浒》的关系，又可见后来文学的见解和手段的进化。

    第六段————第四十二回到第四十五回。这一段写公孙胜下山取母亲，引起李逵下山取母，又引起戴宗下山寻公孙胜，路上引出杨雄、石秀一段。《水浒传》到了大闹江州以后，便没有什么很精彩的地方。这一段中写石秀的一节比较是要算很好的了。

    第七段————第四十六回到第四十九回。这一段写宋江三打祝家庄。在元曲里，三打祝家庄是晁盖的事。

    第八段————第五十回到第五十三回。写雷横、朱仝、柴进三个人的事。

    第九段————第五十四回到五十九回。这一大段和第四段相像，也是插进去做一个结束的。《宣和遗事》有呼延灼、徐宁等人，《水浒传》前半部又把许多好汉分散在二龙山、少华山、桃花山等处了，故有这一大段，先写呼延灼征讨梁山泊，次请出一个徐宁，次写呼延灼兵败后逃到青州，慕容知府请他收服桃花山、二龙山、白虎山，次写少华山与芒砀山：遂把这五山的好汉一齐送上梁山泊去。

    第十段————第五十九回到七十回。这一大段是七十回本《水浒传》的最后部分，先写晁盖打曾头市中箭身亡，次写卢俊义一段，次写关胜，次写破大名府，次写曾头市报仇，次写东平府收董平，东昌府收张清，最后写石碣天书作结。《宣和遗事》里，卢俊义是梁山泊上最初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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